当年在桂林五初中读书时我曾一度辍学,时间是1958年11月中旬,经北站人民公社劳动调配站安排到自来水厂当学徒,不久分到正在施工的瓦窑水厂。 1959年春,堂哥从昆明培训归来,我们一块到上馆子吃蒸饺。那时的规矩是:售票员按桌子的号码顺序售票,服务员按号序送饺子。我们邻桌坐着四个人,一个穿便服和三个军人。我看见服务员送饺子过来,正要起身,邻桌穿便服的人抢先站起来,要求先上。我表示不同意,他和我吵起来,吵得很兇,堂哥靠近我耳边悄悄说“军人优先”把我劝住了。 事后我也没在意,没想到竟然会有“冤家路窄”的一天。 夏天,市里好多工厂“下马”了——瓦窑水厂也下马了。农村来的师兄师弟回家种田去了,家在城市的重新分配,我和师弟丁章智、施平被分到针织厂。我们到人民路针织厂报报到,传达室老头说找政工科趙科长。敲开政工科的门时我傻眼了——冤家路窄,开门的正好是在饺子店同我争吵的那个人。他笑了笑就把小丁、小施分配去织衣班,把我带到去浆纱班说:“你就在这里上班吧。” 我看了看那担过了浆的纱,走过试了试可怎么也站不起来,还要挑到河边清洗。我干不了,要求退厂。 “小同志,以后脾气莫那么燥,讲话莫那么冲。”趙科长又笑了笑说,“你到织袜班去吧。” 织袜班用手摇织袜机织袜子,班里十几个人都是老妈妈,男的只有我一个。她们都笑我,说是“男学女工,一窍不通”。我不相信有那么难。第一天上班,坐在工作台前摇机子,摇着摇着一只只袜子就出来了,落地了就把坠子取下来往上挂,接着继续摇。我心里好得意:“有什么‘一窍不通’?简单得很哩。” 轻松,好玩,刚开始还蛮新鲜,过了半把个月我就厌烦了,工作单调没技术,周围尽是老妈妈没人话说,闷的都快变成哑巴了。 我找赵科长要求换工作。趙科长说织衣班人够了,别的班你干不了,先干着,以后再说吧。 我很苦闷,怀念当年的学校生活,一种失去了校园集体生活的痛苦在折磨我。我把重返校园的想法和母亲谈了。母亲说:“随你自己吧,你事先要和学校联系好。” 有了母亲的支持,我回到五初中找林玉贤校长,把情况和想法讲了。林校长批评了我一顿后,同意我回校复读,比原来低一个年级插班。于是,我向趙科长提出退厂要求。趙科长好像蛮高兴,点拨我说这事得由厂长批字才行——我从心里感谢这位不记私怨的共产党员。 我去找厂长,厂长是个女同志,开始不同意,这时已是七月末,我急得哭起来。厂长说:“你是轻工局分配来的,我们作不了主,你得去局里说去。”我到了轻工业局人事科,科长是一个高个子,北方人,年纪头发都白了。开始他也是不同意,我去的次数多了,他也同意了。 这一年,我十六岁。两年后,我从施平那里获悉趙科长的噩耗:为给职工食堂加菜死于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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