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略】平章也儿吉尼的桂林石城

清明谷雨

【读史记略】平章也儿吉尼的桂林石城

       也儿吉尼的桂林石城一道伟观，雉堞相望，烟云相连，坚固无比。历经元明清三代无数次城市攻防战，巍然屹立，这是桂林城宝贵的、不可复制的物质文化遗产。

糖糕居士

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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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宋代砖城在元代改建为石城，修城者“也儿吉尼”，也有译名为“也尔吉尼”“额尔吉纳”“ 额尔济纳”的。查《元史》，关于也儿吉尼的史料仅有一句话的记载：“……是月立广西行中书省，以廉访使额尔吉纳为平章政事，时南方郡县多陷没，唯额尔吉纳独保广西者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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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著名学者、光绪年间翰林院庶吉士柯劭忞隔代所修《新元史》有《也儿吉尼传》：“也儿吉尼，字尚文，唐兀氏。至正五年，由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入为内台御史。……十一年，迁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擢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兼广西道肃政廉访使。二十三年，立广西行省，也儿吉尼为平章政事，是时，江南诸行省多陷没，惟也尔儿尼守广西十有五年。”史志中称也儿吉尼为“唐兀氏”，其祖籍哪里，是何民族，史志均无记载。经后人考证，有古籍称党项族为“唐兀”，党项族是西夏国的主体民族，也儿吉尼应该就是被蒙元灭国的西夏人后裔。

       金元时期，朝廷设有平章政事官职，职位仅次于丞相。元代行中书省亦置平章政事，为各省最高长官，简称平章。广西单独置省始于元代至正二十三年，也儿吉尼即为广西行省平章政事，也就是广西有史以来的第一任“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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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儿吉尼由元廷下派到广西的时间是至正十一年（1351年），初任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官职不显赫，职责却重大，时值元末乱世，也尔吉尼要在岭南独当一面。

       在也尔吉尼到任的至正十一年（1351年），由刘福通、韩山童、徐寿辉等领导的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元史》记载：“辛亥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初韩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教会烧香惑众，谪徒广平永平县，倡言天下大乱。……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这次起义首发于江淮，很快漫延到全国各地，各行省或陷落或告急，华夏烽烟四起，大元四顾不暇，农民起义的烈火很快逼近了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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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湖广红巾军攻陷武昌、长沙两大重镇，鼓旗南下，直逼岭南。史称这一时期“淮右盗起，湖广不守，遂入湘南，衡永皆警，岭表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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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也儿吉尼毫不犹豫地出动军队予以残酷镇压。在“贼入湘南，岭表震动”危机时刻，作为镇守岭南一隅的军政首领也儿吉尼临危不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应对之策。也儿吉尼对元军各路将领说：“使贼长驱深入，则广西危矣，宜出军衡、湘以扼之”。 为保桂林稳定，也儿吉尼以其高瞻远瞩的军事战略眼光，力主先敌出兵，歼红巾于岭北。

       也儿吉尼下令“万户黄祖显率三千人为先锋，都元帅甄崇福统五万户继之”，倾巢出动征讨岭北红巾军。在也儿吉尼的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元军兵出岭南，横扫湘潭、衡阳，全线告捷。“祖显败贼寺樟木镇，贼走衡山，追之，连战皆捷，斩首数万级，潭、衡二州平”。此战先锋黄祖显居功甚伟，完胜红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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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巾军不甘失败，至正十二年（1352年）六月，红巾悍将周伯颜统兵再次南下，一举攻克道州，“丙寅红巾周伯颜陷道州”。八月再克全州，“道州贼周伯颜陷全州”，进逼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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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咄咄逼人的红巾周伯颜部队，也儿吉尼并不急于与其决战，而是避其锋芒，稳住阵脚，做好反攻准备。至正十三年（1353年）十月，全州反击战打响。“也儿吉尼使万户孙思敬”充元军先锋，再次挥师北进，兵锋所向，势不可挡，一举收复岭南全州。

       周伯颜率红巾败兵退守岭北道州，也儿吉尼命都元帅甄崇福率大军穷追不舍，强攻道州城，几番血战，道州城破，“复进克道州，获伯颜诛之”。元军擒获红巾悍将周伯颜，将其斩首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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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元军主力出岭南、战全道的同时，也儿吉尼命令桂林同知普颜帖木儿率地方部队出兵平定临桂东乡及贺州一带“乱民”暴动，广西始定。也儿吉尼铁腕治桂，军功累累，以军功升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兼广西道肃政廉访使。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元廷立广西行中书省，也儿吉尼即擢为广西行省平章政事。“是时，江南诸行省多陷没，惟也儿吉尼守广西十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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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儿吉尼运筹帷幄，灭敌于千里之外，退红巾解一时之危。一时之胜不可冲昏头脑，为防患于未然，后方筑城之事益急，桂林建石城即缘起至正红巾之乱。

       从桂林地方史志可知，也儿吉尼守岭南一隅，历经乱世而保平安，其最有影响力的功绩不是战争，而是“缮城郭，扼险要”。也儿吉尼为长远之计，修建桂林石城，认为“高筑墙”方为固国之根本，万全之计。而对于桂林邑民来说，桂林有坚城护佑，百姓才得以乐业安居。

       也儿吉尼出于备战需要，提议整修桂林宋代所筑城墙，“公谕众曰，八桂根本一十六州，国保於民，民保於城，乃议建筑城池，以为设险守国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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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筑城池谈何容易，投资耗费巨大，经费从何而来，当然不能逼百姓。此时大元朝廷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国库财政拨款，要靠地方官员自己想办法筹集筑城资金。为了修城，到任不久的也儿吉尼“遂捐俸於官”。

       廉访使的薪水再高，建个庙可以，建城则是车水杯薪。好在这廉访使既会打仗，又懂点经济。元代海盐为国家专卖，国家对盐业贸易的管理决定着政府的财政收入。元至正时期，盐法有所松动，仍以官盐专卖为主，实行双轨制。有了打擦边球的机会，也儿吉尼将所捐俸禄全部用来做海盐生意。为官为商，捐献的俸禄在他手里驴打滚似得不知翻了多少倍。“贸易海盐，积以岁，月息倍至万，经制之费皆出於此。”

桂林盐街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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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桂林城西漓江边的盐街是粤西大宗海盐中转地，盐包垒垛成墙，临街盐铺接连。也儿吉尼大开方便之门，盈利加税收，获利无算。《广西盐法志》记载：“元至正间，额尔济讷以中书省平章政事兼肃政廉访使。时红巾贼入湘南，岭表震动。济讷议甃石城，以扼险要，遂捐官俸，贸易海盐，获倍称之息。版筑经费、讨银二十余万，皆取给盐利”。 也儿吉尼行贸易海盐之法，通过做官商海盐生意，解决了筑城经费。海盐贸易更成为其主政广西期间保持充足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的经济来源。

桂林盐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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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廉访使也儿吉尼在宋静江府砖石结构城墙的基础上，开始重修桂林城墙，这是桂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以石筑城工程。工程历经五年，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竣工，“城两厢皆砌石三重，基址坚厚，自下树石，栉比而上，端方周正，文理致密。”这次修城将宋城墙的立面城砖全部更换成料石，成为更为坚固的石砌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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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成石城气势雄奇，傲立岭南，城墙依山傍水而建，设计周密，布局合理，以桂林四周环立的山峰为依托，“缭绕周回一十余里，……城高二丈有奇，城面阔三二丈有奇”，石城包括三十九台、十三门、五十三所，功能齐全，形成了城高池深、易守难攻的防御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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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城墙坚如磐石，直至清代仍然发挥着抵御外敌的强大优势。清初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了也儿吉尼这一功德千秋的壮举：“临桂县，桂林城今府治。元至正十六年，廉访使也儿吉尼始甃以石，谓之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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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通志》录有元代清湘县丞杨子春所撰《靖江新城碑阴记》，详细记载了修城经过。当年参加修城的“军民就役者五千余人”，城墙“自北而东，由南而西，城广袤三千七百丈”。这三千多丈的城墙皆以石材垒砌，“凡城内外自顶至踵皆甃以大石”。所用石材按照以每一丈城墙要用大石一千余块计算，整座城池使用的大石料达“三百一十万八千有奇”。在修城使用的夫役中，有木工、瓦工、铁工、小工等，其中石匠人数最多，“是役也……工石之工一千二十七人”。这些石匠出勤工日加起来共计“六十三万伍千伍百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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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石城历数百年不倒，墙缝刀插不进，除了桂林石匠工艺精湛，还有一个原因，当年砌大石所用灰浆是“沈米为膏，炼石为灰，墐坭涂泽其中，城两厢皆砌石三重”，民间传说桂林石城是用糯米拌石灰砌成的，一点不假。《靖江新城碑阴记》记载，“灰与米和而为膏，计米四千八百五十石有奇”。宋元时期的一斗米约相当于今天的120斤，那么修城所用糯米达153万多斤，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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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修城的夫役要给付工钱，一天一结，“工匠及军民夫役者，日给盐折钱一百文，廪米三升”。元朝推行纸钞，贬值严重，至正十年（1350年）发行至正钞时，物价比元初涨了近千倍，纸币跌得几乎一钱不值，一百文的纸钞已是废纸一张。也尔吉尼体恤工匠，发海盐、大米实物充当工钱，调动起夫役工作积极性。“财用之广盐以引计，九千九百有奇，折缗钱三十九万一千七百有奇”。广盐是也尔吉尼倒卖过来的，进价当比市价低，以盐当钱，既保障了工匠利益，又变相推销了官营商品，一举两得，也尔吉尼堪称不可多得的官商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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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通志》称“吉纳善结众心，一时骁将材士多归之”，治军、经商、建城得心应手。在也尔吉尼的调度下，“民之效力其勤劳之，至四年於筑城大事也”。靖江府城，历经五年，“以实计之，四年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