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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炤致有一妻二妾子八人，罗炤致本人捐了一个府经历正八品的官摆样子，其实还是在桂林做生意发财。他的八子中长子桂铭、二子桂海、三子桂桦也都捐了官，真正走马上任的只有长子桂铭，但最后不得不“子承父业”。 罗桂铭“桂铭，字伯新。光绪初年在广西桂林府经商。捐了一个典史，做过昭平县典史和贺县典史。” 典史是设于州县的佐杂官，属于未入流的文职外官，从生员、吏员中选拔，由吏部铨选、皇帝签批任命，属于“朝廷命官”—— 由此可知罗桂铭原已取得生员（秀才）身份。 典史原本职责是“典文仪出纳，但若县丞、主薄等职位裁并或空缺时，其职责由典史兼任。典史本身没有品级，但如果干得好，也有可能会被皇帝赏个九品顶戴。 罗桂铭两任典史都未能获九品顶戴，便“花银二万两，捐实缺知县，以高出时价买实缺立马被“选补陕西安康知县。”安康县为兴安府治，史志地理志注有“繁、疲、难”三字，所谓“繁”指行政业务多，“疲”指税粮滞纳过多，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曰“难”。 罗桂铭到任后却认为“安康县民风颇好，不喜欢打官司，每年只收案件三件到五件。”政简无事，他“家中又有钱，在那里买个活的小鹿仔，价钱一两纹银，他就常时买小鹿子杀来做菜吃。”后来历任陕西中部县、沔县、南郑等县知县，“地方民众送了万民伞多把，伞上面绣着“爱民如子”等字。” 罗桂铭在陕西四任知县无怨无悔，感动了陕西巡抚边宝泉，光绪十一年（1885年）保举他升任知府，但事未尽而任满离职。新任陕西巡抚者为鹿传霖，当人称“天下俭”的布政使李用清同对他说“桂铭是一个清官，官风颇好。”意思是请他联署举荐书以尽其事。不料鹿传霖冷冷的回了一句“桂铭家里实在有钱。”李用清发现他对罗桂铭颇为不满，便劝罗桂铭“改省做官。” 同治十三年（1874年）罗义昌银号遭遇一群强盗入室打劫，损失颇重。当时鹿传霖正在桂林府知府任上，办案时先是怀疑报假案，派人查账确认抢去3000余两银子。不久，虽捕捉到几名强盗，但因未能追回银两被上司斥责并如数赔偿。 罗桂铭心里明白鹿传霖是要报他当年之恨，索性辞官不做，回到桂林“做罗义昌的老板，炤致被称做老老板。”并“在关外买回鹿茸十架，人参四支，人参价二千两，带回孝敬父亲。” 罗桂铭做过几任知县，深知贫民之苦，回桂林后便做慈善事业：“施舍棺木，寒衣，发给贫民过年米，每个贫民发给白米五斤，有人来要，隨来隨给，不须调查，不办手续。” 罗炤致病故那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罗桂铭因吃了鹿茸过多病亡，因大弟桂海回福建省连城县管理家产，罗义昌银号由二弟罗桂槐做老板。 罗炤致第二子名桂海，字秋涛，捐了一个同知抬高身份，在老家连城县打理家产风生水起。首先是“在汀州府城与郑家合伙开了一个当鋪，资本贰万两，名叫洪昌当铺。”同时“在连城县开了一个当鋪，名叫阜昌当铺，是和沈仰颐合伙开的。” 之后是公益事业：“在家收得五百多担谷子的田，捐作义学全年经费。” 慈善事业：“又捐收得五百多担谷子的田，名为“仁济”，系专施棺木及过年发给贫民每个人白米五斤之用。” 最后是：“ 又与人合伙做纸商号和云茶（鸦片烟土）商号。”——虽然合法，毕竟是“佛头着粪”不能不令人遗憾。 罗炤致的第三名桂桦，字植三。先是捐一个正五品的“直隶州知州”，大约嫌名头小了，便改名桂槐，另报捐外官中的最高一级的正四品候补道。桂铭死后他当罗义昌老板，大咧咧的不人情世故。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做小生日，请了戏班子，热闹非凡。布政使汤寿铭来拜生，轿夫和跟班多是湖南人，拥在戏台前看戏。桂槐“骂他们湖南人混账”，汤寿铭也是湖南人，当场起身拂袖而去。桂槐当时不道歉挽留，事后也不采取补救措施，汤寿铭就把罗义昌代理藩库的事取销了。 代理藩库被取销，罗义昌银号虽然減少了大宗的流动资金，但仍有相当的实力。然而，桂槐不善于经营，滥放借款，出现了很多收不回来的账。此外，他喜欢讨好他奉承他的人，这类人可以借款。他的癖好是喜欢建造房屋，“造好了房子给友人住，并在江西造屋，花了十多万两。”而“家里人多要一点钱都不给的，并不许向罗家所开的各鋪借款，有擅自借给的职员就开除。”另一癖好是“欢讨小老婆，讨了许多，玩厌了不要，又讨新的。有友人看上了某个，他也可以送给他。” 如此种种，不到一年，罗义昌银号终“因倒账太多，周转不灵，存款不能应付”，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倒闭，“各铺也就顶给别人经营。桂槐坐了一年多的牢，尚欠人家四十多万两，按四成摊还。” 于是，桂林“十不料”中就有“四不料罗义昌倒了招牌”的唱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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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6 21: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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