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颁赐“方社效灵”牌匾的桂林刘猛将军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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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颁赐“方社效灵”牌匾的桂林刘猛将军庙

       桂林曾有广西全省唯一的八腊庙，还曾有广西最早修建的刘猛将军庙。在大清光绪版的《广西通志辑要-省城图》上，桂林省城的东南角醒目地标注着几处古建筑，其中有先农坛、刘猛将军庙。这两处坛庙都位于桂林东南郊，与农耕祭祀活动有关，是已经消失的桂林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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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大国，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农神崇拜都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北京有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皇家先农坛，桂林也有始建于雍正四年的先农坛，人们对先农坛的故事多知一二，而对刘猛将军庙就感到比较生疏。

       光绪版《临桂县志》有“新采”坛庙记载一则：“刘猛将军庙在先农坛，雍正二年诏建。刘猛将军庙，谨按，神名承忠，元时官指挥，能驱蝗。元亡，自沈於河，世称刘猛将军。会典岁以春秋仲月次丁致祭，光绪十七年巡抚马佩瑶重修”。

       从上述记载得知，桂林刘猛将军庙始建于雍正二年（1724年），建庙时间比桂林先农坛还要早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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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猛将军庙是雍正皇帝下旨创建，其中故事从头说起。

       明清时期，飞蝗猖獗，蝗灾泛滥。到了清康熙年间，康熙帝为此头痛不已。康熙末期，直隶永年县发生了严重的蝗灾，时任永年县守道的李维钧也是焦头烂额。当时民间广泛流行祭祀蝗神庙的习俗，即所谓“淫祀”，官府未予认定。病急乱投医的李维钧私下到民间刘猛将军庙祭祀，祈祷蝗灾早日平定，守道诚心，蝗遂未成灾。

       雍正二年（1742年）春，李维钧已升任直隶巡抚，将此昔年旧事报给新皇帝雍正，称“每有蝗蝻之害，土人虔祷于刘猛将军庙，则蝗不为灾”，并请求在各地建立刘猛将军庙。雍正听闻此事，认为：“凡事之有益于民生者，皆欲推广行之。”于是下谕旨“饬各直省建刘猛将军庙”并春秋致祭。雍正皇帝以身作则，在圆明园内也建起了一座刘猛将军庙。刘猛将军庙因此由民间“淫祀”的庙宇一举提升为朝廷钦定的治蝗官庙，平地青云。

圆明园刘猛将军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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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的刘猛将军庙诏建于雍正二年（1724年），与圆明园的刘猛将军庙同年创建，所祭祀的刘猛将军其实不叫刘猛，只是姓刘而已，因治蝗有功，被封为“猛将军”。关于刘猛将军的原型，各省至今流传有刘锜、刘锐、刘宰、刘佛、刘承忠等不同的版本，这五位不同朝代的刘姓武将作战勇猛，并对整治蝗灾作出过贡献，因此都被民间称为“刘猛”。在这几位刘姓将军中，其中刘锜、刘承忠治蝗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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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所传治蝗将军最早是刘锜，史称刘锜将军是宋朝人，抗击金国的名将，曾在顺昌之战中大败金兀术的军队。据《灵泉笔记》所记：“宋景定四年封刘锜为扬威侯天曹猛将，有敕书云：飞蝗入境，渐食嘉禾，赖尔神灵，翦灭无余”。刘锜为抗金名将，又能翦灭飞蝗，在刘猛将军诸说中成名最早，威名最盛，他的形象与刘猛将军最为接近，民间供奉的蝗神刘猛将军最早就是刘锜。从历史记载来看，宋代刘锜理应是刘猛将军信仰的最初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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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治蝗将军刘承忠，也有古籍记载。刘承忠是元末名将，据《降灵录》所录，刘承忠是“吴州（今广东吴川）人，元末授指挥，弱冠临戎，兵不血刃，盗皆鼠窜。适江淮千里飞蝗遍野，挥剑追逐，须臾蝗飞境外。后因鼎革，自沈于河。有司奏请，遂授‘猛将军’之号。”民间百姓不管将军姓刘名谁，只要挥剑能驱蝗，卫护农耕，就是好将军，刘承忠当然也有资格获得大清猛将军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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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所祭祀的刘猛将军原型不止一位，官方的刘猛将军庙钦定哪位将军为正神？雍正皇帝颇费斟酌。最后进入清代官方祀典的是刘承忠而非更具备条件的刘锜，原因何在？只因宋将刘锜的光环是抗金名将，这正是清廷所忌讳的，金朝和清朝都是女真族创建，官方唯恐汉人借民间祭祀维持反清意识。而刘承忠是蒙元武将，固守忠君思想，元亡后，刘承忠悲愤不已，自沉于河。将刘承忠立为驱蝗之神更符合清廷需要。

       清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敕各省建立刘猛将军庙，到乾隆年间增修《大清会典》时，正式将刘承忠列为“驱蝗正神”，从此全国所有的刘猛将军庙都必须祭祀钦定正神刘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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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咸丰七年（1857）起，朝廷屡次加封刘猛将军，至光绪十二年（1886），刘猛将军的全称为“保康普佑显应灵惠襄济栩化灵孚刘猛将军”，祀礼规格与“关圣大帝”相同。

       以勤政务实著称的雍正帝其实也知道，单靠刘猛将军治蝗无济于事，还是要举全国之力，以刘猛将军为榜样人工治蝗。

       有清一代，官府在治理蝗灾方面不遗余力，朝廷规定“凡有蝗蝻之处，文武大小官率领多人共同及时捕捉”，对延误除蝗的官吏惩罚也极其严格，“州、县具革职，司、道、督、抚不行查考者，降三级调用。……协捕委员不实力协捕，贻患者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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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官方积极倡导，各地祭蝗庙宇林立，民众也并未把治理蝗灾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神明显灵身上，人工捕杀蝗虫的史志记载随处可见。官府及民间高人在归纳整理治蝗经验后，先后编纂《捕蝗考》、《捕蝗集要》、《捕蝗必览》、《捕蝗图册》、《捕蝗要诀》等一系列治蝗专著，这些古代治蝗农书为后世科学治蝗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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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代蝗灾多发生在北方中原，有专家研究发现，治蝗的刘猛将军庙多分布在内陆蝗灾多发区，故称中国蝗灾的分布以黄河下游为最多。华北以南，蝗灾渐少，除云南外，几乎完全没有，故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四省找不到一个刘猛将军庙。

米芾《捕蝗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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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历史上的确是蝗灾少发的地区，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刘猛将军为何方神圣。但事实上，在广西省城桂林确有一座刘猛将军庙，光绪版的《临桂县志》证实了这座神庙存在。桂林府在皇帝下旨诏建刘猛将军庙的当年，在省城东南早早建成了刘猛将军庙，依据清廷钦定，驱蝗正神刘猛将军当然是元代武官刘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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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有庙亦有蝗，《平乐县志》录有记载发生蝗灾的诗作：“炎风烈日势转虐，更说飞蝗西北起。救灾无策空自嗟，谁能为挽天河洸。”大旱之后必有蝗灾，面对飞蝗铺天盖地，百姓束手无策，这正是广西发生蝗灾时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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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有蝗更有灭蝗之举，《粤西诗抄》所录乾隆朝灵川诗人黄东呴的《捕蝗谣》可为证：“农是天民，天心仁爱。蝗亦天生，而为民害。五岭以南，古称山国。唯石嶕巉，尔何孳息，或飞或跃，习习蔽天，谁驱而后，谁招尔先，蝗不入境，往事非诬，昔者何智，今也宁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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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有蝗灾就要有蝗神庙，桂林刘猛将军庙自雍正朝建庙后，历经百年，驱蝗灵验，名声渐起。到了道光朝，以勤谨著称，不失为有德之君的道光皇帝对桂林刘猛将军庙赞誉有加。据大清官史记载：“道光十五年，广西刘猛将军庙驱蝗灵验，颁给御书匾额‘方社效灵’”。所谓“方社”泛指四方之神，意为刘猛将军神通广大，福佑岭南。在道光十五年前的百余年间，广西只有桂林这一座刘猛将军庙，却要守土一方，承担全省灭蝗责任，使命重大。所以道光皇帝称久驻桂林的刘猛将军是效灵广西四方百年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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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十五年十二月，道光皇帝将御笔亲书的“方社效灵”匾额颁给了广西，悬挂在省城刘猛将军庙庙堂之上，满堂生辉。也许，桂林神坛神庙有皇帝为之亲笔御书匾额的仅此刘猛将军一庙。

       全国各地刘猛将军庙甚多，道光不会无缘无故地为桂林的刘猛将军庙题匾，事出有因。据《桂平县志》记载，道光“癸巳已末间蝗大作，官吏捕之不能止除，祁中臣始于省垣立庙，以祷馨香”求将军挥剑能灭蝗。省城桂林的刘猛将军庙“方社效灵”，恩泽及至桂平，但见“须摇之间，雾霾纷散，憞悃气清，顿见飞蝗抎抎从空堕，填坑塞堑，绵亘数十里垒若丘陵，又粘枯木抱苇而自毙者无算”。文中提及的蝗灾发生在“癸巳已末间”， 即道光十三年（1833年）至道光15年（1835年）间，当时正值广西连续三年蝗灾，广西祁巡抚祭拜省城的刘猛将军庙，猛将军发威显灵，官吏捕之不能止除的蝗虫被刘猛将军一扫而尽。这才救了桂平百姓。“修古不忘其初”，省城刘猛将军庙当真“方社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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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剿灭蝗灾，不仅是刘猛将军在广西“方社效灵”，更因为八桂吏民在刘猛将军感召下，奋起抗击蝗灾，其事可歌可泣。

       广西蝗灾以道光年间为甚，从道光十三年（1833年）开始，广西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空前规模的严重蝗灾，部分州县连续三年蝗灾泛滥，“蝗所至禾稼为空，野无青草”。

       道光年间的广西蝗灾史有记载，场景十分骇人，成群结队的飞蝗啃噬庄稼，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一县植物吃尽，又会整体迁移，以遮天蔽日之势，飞往下一个州县。当时广西治蝗多采用人工捕杀和放铳鸣锣驱赶，由于大规模的群蝗靠单家独户的捕杀无济于事，因此都是由各州县官府出面督办，及时组织民众捕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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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十四年（1834年）六月，广西巡抚惠吉奏报皇帝，称官府已“委员督办各属挖捕蝗螭”。道光得报下旨：“认真督伤搜捕，如有不实心实力者，不准姑容，开参具奏”。

       道光年间广西各地的灭蝗事迹地方史志多有记载。《苍梧县志》记飞蝗“夜人地则朝产百子，乡人呜金逐之”；《武缘县志》记 “有蝗，群飞蔽日，集木枝为之折，多方捕除”；《同正县志》记载“夏大旱，秋蝗，人鸣钲捕蝗焚饲鸡豕”；《陆川县志》记载“夏，飞蝗蔽天，所至食禾过半，农民击铜器以逐之”；《容县志》记载“飞蝗蔽天……官府令人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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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志记载比较简单，以诗证史则更生动。

       《上林县志》录有周世德的《捕蝗行》：“礅声霹雳飞长空，荧荧列炬漫山红；壮夫出没烟影里，扬旗擎鼓当先锋。喧嚷浑疑贼复到，制挺汹汹出禁暴；岂知人境有飞蝗，踊跃捕之如捕盗。前日盗贼来盈千，倾囊倒箧无余钱；今日蝗虫来累万，伤禾害稼无完田。……其去如雨来如风，百里青畴催顷刻。吾侪何罪频罹殃。前遭盗贼今遭蝗，盗贼一捕尚退避，蝗虫屡捕仍披猖。捕贼一家只一口，惟有捕蝗累童叟；捕贼应募只丁男，惟有捕蝗及子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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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县志》录有梁德矶的《驱蝗行》：“驱蝗驱蝗复驱蝗，蝗虫食禾还食秧；大者为蝗小为蜢，飞飞飞满村田庄。村南连延及村北，漫天蔽日成云黑；须臾低下集平畴，恣肆啮噬惨同贼。君不见迩来盗贼如蚁蜂，盗贼所至居人空，飞蝗比贼凶更速，顷刻百亩田化为乱飞蓬，噫于戏，尔蝗何为不食山中草，转向田间伤禾稻，田间老幼纷驰逐，壮者鸣锣少持竹，多人驱处蝗易飞，一人驱处蝗仍伏，西邻嫠妇泣田禾，上田驱起下田多，汗流声哑绷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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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首民间捕蝗驱蝗歌谣诗作真实再现了蝗灾袭来的可怕场面，“漫天蔽日成云黑，须臾低下集平畴”、“其去如雨来如风，百里青畴催顷刻”。诗称蝗虫比盗贼还要凶猛，“前遭盗贼今遭蝗”、“飞蝗比贼凶更速”，可见飞蝗之祸害。同时也描述了农民奋起灭蝗驱蝗的史实：“田间老幼纷驰逐，壮者鸣锣少持竹”、“礅声霹雳飞长空，荧荧列炬漫山红；壮夫出没烟影里，扬旗擎鼓当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