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禁不绝的桂林扒龙船

清明谷雨

屡禁不绝的桂林扒龙船
   
       桂林今年的漓江龙舟巡游热火朝天，回顾历朝历代，这也许是自唐朝以来官府对扒龙船最为开放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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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南北朝有端午龙舟竞渡文字记载之后，到唐代，端午龙舟竞渡吃粽子等习俗固化，成为全民族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得到官府支持龙舟竞渡的活动在各地扩展，以至成为盛行于宫廷的皇家娱乐。如唐景龙四年（710年）四月六日，中宗皇帝“幸兴庆池，观竞渡之戏”；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辛丑，穆宗皇帝“大合乐于鱼藻宫，观竞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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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民同乐，普天同庆，唐代文人为此留下不少描写龙舟竞渡的诗歌。如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状元卢肇的《观竞渡》诗云：

       石溪久住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机。

       鼙鼓动时雷隐隐，兽头凌处雪微微。

       冲波突出人齐譀，跃浪争先鸟退飞。

       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

       当时的划龙舟活动既不是宗教祭祀，也不是纯粹的休闲娱乐，其竞技色彩浓厚，参加竞渡志在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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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之后，民间对龙舟竞渡热情不减，愈演愈盛。北宋词人黄裳的《减字木兰花 · 竞渡》有十分精彩的描述：

       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

       鼓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

       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

       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

       由此可见场面激烈的龙舟竞渡疯狂刺激，一遇竞渡，争相观战，万户空门。

       随着民间对龙舟竞渡的热情高涨，官方对竞渡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宋代皇帝曾多次下诏禁止民间竞渡，如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夏四月“戊子，禁湖南竞渡。”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七月乙酉，“申命诸州禁竞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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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项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民俗活动为何被禁，事出有因。

       早在唐代，文学家元稹《竞舟》一诗指出竞渡有误农事等弊端：“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买舟俟一竞，竞敛贫者赇。年年四五月，茧实麦小秋。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此时集丁壮，习竞南亩头。朝饮村社酒，暮椎邻舍牛。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仇。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最后的结果是“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

       北宋《太平寰宇记》云：“然五月五日竞渡戏船，楚风最尚，废业耗民，莫甚于此。”五代时期，湖南祁阳令萧结作《批州符》诗：“秧开五叶，蚕长三眠，人皆忙迫，划甚闲船。”而晚清诗人饶石顽对萧结之说不以为然，诗云：古木苍藤尚俨然，屈累遗憾满湘川。祁阳令长浑多事，欲禁端阳竞渡船。

       唐宋时期官府取缔竞渡的主要意图是保护农业生产，以防耽搁农事，出发点还是为民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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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时期，官府认为划龙舟不仅使得百姓耽于游乐，影响生产，客观上还鼓励民众好勇斗狠，存在影响社会治安的弊端，实非良俗。南宋淳祐年间，江西铅山县发生了一起竞渡命案，起因是有赤白两龙舟因竞渡结怨发生纠纷，两舟相激斗，桨手各持匕首棍棒混战江中，头破血流。白龙舟人少出奇招，集中兵力破坏赤龙舟的平衡，致赤龙舟倾覆，十三人溺死。官府江东提刑蔡杭判决此案，判词中开篇写到：“竞渡一节，法有明禁，造意者徒一年，随从减一等，此其条亦不轻矣”。

       官府采取的禁龙舟措施十分严厉，除了按刑律治罪，还釜底抽薪，焚毁舟船。南宋咸淳年间，江西抚州知州黄震“禁竞渡船，焚千三百余艘，用其丁铁创军营五百间。”以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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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龙舟竞渡源于湘楚，湘楚之地盛行竞渡，龙舟陋习尤为严重。

       南宋时期，楚地端午竞渡，每村“各为一舟，各雇一人凶悍者于船首执旗，”竞渡时如发生打斗殴伤人命，这个船首执旗之人就要挺身而出，承担“斗杀之刑”。

       明嘉庆年间，常德端午竞渡“选善桡者相竞中流，旧时名为‘吊屈’，近则因争胜负至殴伤溺死者多矣。”

       明万历《湖广总志》对湘楚竞渡这样评价：“楚地滨水郡县，至今为俗，然有三害：破财一也，起斗争词讼二也，不幸覆舟殒伤性命三也。细民乐为之，官府终不能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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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桂林来说，自唐代由楚地传入龙舟竞渡习俗已久，清嘉庆版《广西通志》记桂林竞渡,“二舟相较胜负，迅疾者为胜。则以酒肉红帛赏之，其负者披靡而去”。桂林历史上盛行的龙舟竞渡受湘楚影响至深，连带竞渡陋习也不例外，故桂林官府也有屡有严禁龙舟之举。

       自宋以来，桂林官府为了巩固封建皇权，加强社会控制，历代官府都要颁布禁约条款，并立碑永禁，严格实行管控。三令五申禁龙舟，一直延续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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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桂林郡志》风俗篇记载有南宋咸淳年间禁龙舟的事例：“每三岁一造神船，饰以金翠，费数千缗，舟成，举而焚之，经略蔡范力行禁止。又非时竞渡，岁以为常，间有溺者，范治其魁，此风少息”。

       文中提及的“经略蔡范”是宋淳祐四年（1244年）出任广西经略使的浙江瑞安人蔡范，蔡经略在桂林任上见民间祭祀神灵之风过盛，每隔三年就要花费“数千缗”打造一条“饰以金翠”的“神船”。造好的龙舟不是用于巡游祭祀，而是“舟成，举而焚之”，千金龙舟照天烧，以此来敬献神灵。如此过度迷信非良俗，“经略蔡范力行禁止”，以杜绝耗费民财毁龙舟之陋俗。当时桂林龙舟之风漫延，端午时令之外“又非时竞渡，岁以为常”，导致漓江上经常有因扒龙船而溺亡的事故发生。蔡范为此又大禁龙舟，先拿魁首问罪，“范治其魁”，措施有力，治乱先擒头，树倒猢狲散，扒船竞渡 “此风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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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学者邝露所著《赤雅》亦有关于桂林竞渡陋习的记载。竞渡之时，龙舟浆手们“各执利兵，傍置弓弩，遇仇敌不返”。好斗之风成乱象，甚至“兵胜则枭首而悬之，饶歌合舞”。“枭首”是中国古代争斗的一种残忍行为，将敌人首级斩下，挂在高处悬首示众。《临桂县志》录有邝露此文，并“案：此风今亦衰息，谓戊年大会，以禳疫气，至于公然杀人，枭而悬之，则记者之过也”。不管怎么说，龙舟竞渡发展到打斗砍杀，十分凶险，地方官员怕事，“有司毫不敢诘”。看起来，桂林官府对竞渡活动早有不满，但面对乱局又无可奈何，逃避监守职责，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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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桂林竞渡乱象有碍治安，官府迟早要禁。果不其然。徐霞客在邝露之后游桂林，其《粤西游日记》记端午之日在桂林的所见所闻：“初五日，是为端阳节。……时方禁龙舟，舟人各以小艇私棹于山下”。这里提到的“时方禁龙舟”应该是官府所禁，令行禁止，大规模的竞渡乱象终止，舟人只得“各以小艇私棹于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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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以后，龙舟乱象依然。《灵川县志》有旧时端午习俗的记载：“近河多为龙舟之戏，竞争剧烈，或至械斗，以二、三都为最，每届扒龙舟之年，动辄行勒捐至破人产而不恤”。竞渡剧烈，群舟争先，碰撞难以避免，口角相争，导致发生群体性械斗。除了治安方面的问题，借竞渡之名强行摊派勒捐，在社会风气方面也造成不良影响，无疑已成社会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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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二十年，教员田曙岚游粤西，所著《广西旅行记》记有桂林旧时竞渡习俗。舟人参加竞渡“悬双柚于舟尾（今注：双柚充作蛋蛋），诩为公龙，而指他舟为母龙”。有意奚落对手，实为起衅。记庙堂之事：“自四月至六月，庙中之鼓日夜不绝声，用款多由勒捐而来”。龙舟竞渡有胜有负，记竞渡之后：“落后之舟垂头丧气，约以异日，于是结深仇、打众架。……只知庙界，不计其他，一但衅起，死伤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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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龙舟竞渡种种乱象，官府理当严禁。清道光二年（1822年），官府发布《桂林府为端午龙舟赛事禁令》，“龙舟竞渡，本干严律，藉端派敛，尤属滋事”，严禁以扒龙舟为名，砍伐树木，聚众敛钱，希图肥己，滋事生非。

       由于竞渡乱象影响到社会稳定，官府发布的禁令得到社会各界广泛支持，主动将官府张贴的禁令告示刻为石碑，以告诫邑民遵守。桂林临江下街有《奉示永禁扒船姓名碑记》，碑立于道光二年（1822）十月，这是桂林府于道光二年四月出台禁止端午节扒龙舟告示后，阖街众姓“诚恐日久告示损坏”而“据禀请，将前示勒石永禁”，并将“阖街姓名，开列于后”。

       官府禁令披露：“省城东门内外商贾云集、五方杂处，每有好利之徒，藉演龙舟，预先挨户敛钱。铺户居民，不敢与较”。

       官府禁令指出：“时届端午，即齐集无赖恶少，每船十人，鼓吹喧譁，争先恐后，两船相遇，争斗行凶，无所不至，或至酿成人命。”

       官府禁令强调：“自示之后，倘有无赖之徒仍借扒龙舟为名，砍伐树木，聚众敛钱，希图肥己， 许即指名禀报，本府衙门以凭严拿究处”。

       道光七年（1827年）广西巡抚亦指“竞扒龙舟”为“恶俗”， “饬行禁止”。官府禁扒理由一是有强行勒捐恶行存在，二是有争斗行凶命案发生，故不得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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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十八年（1838年）逢戊戌大扒，官府除了发布告示禁龙舟，地方官员还出动巡查。桂林彭家岭村祠堂有碑记，全文如下：“於戊戌年又四月二十六日，众等在公所开皷后，二三日买得船只，放回在福隆圩，修整齐备。五月初五日，府县亲自出衙查访我等在木龙峝上下扒船，府县大老爷吴兴委差将我船上龙头、锣皷、摇子拿去，问明，即刻要我领回，我等恐后有祸，众等商议，在二江口洲上将龙头、船上等物用火俱焚，以后戊年不戊年，若有三五人开皷扒船，三五人自出钱文，不干众等之事。今特勒石永远焉。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众等”。

       逢大扒之年的端午节，桂林官府如临大敌，也不敢休假回家，知县吴楷身先士卒，一大早带队出动查禁龙舟。那时的城管执法讲人性化，没有罚款，还将收缴的老龙头归还给了彭家岭。彭家老乡胆小怕事，“恐后有祸”，遂自行“在二江口洲上将龙头、船上等物用火俱焚”，并规定以后私扒龙船者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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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丰八年（1858年），又是大扒之年。官府一逢大扒就禁龙舟，成了惯例。桂林龙门村有石刻记载：“今幸恭逢胜运，大会龙舟，正值伐木修船之时，突蒙宪示禁止”。“宪示”是官府发了告示，令行当禁止。龙门百姓积极配合政府工作，自觉遵纪守法，弃龙舟而改为“九月九日建设大醮，神人共乐……”

       桂林自古盛行“大醮”。所谓“大醮”是道教隆重的祭祀仪式。道教认为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龙，天地万象皆有龙。有四海龙王、五方龙王、诸天龙王等，司地方水旱丰歉，故桂林龙王庙林立。龙舟可助道家神仙上天入地，沟通鬼神。龙门村“大醮”缺了龙舟巡游助兴，少了几分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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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官府发布禁令禁扒龙舟的同时，民间要求严禁龙舟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除了由官府出面，动用公权力禁龙舟，地方士绅百姓也以街规民约的方式积极参与。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刊刻的《桂林公议禁约》碑文记载：“道光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阖街老少齐集，公议永禁事宜，开列于后：一、禁扒龙船。议定逢戊年方准迎龙建醮。二、禁自办龙灯。三、禁接放龙灯。以上所禁三事，议定永远遵依，倘有恃强不遵禁约者，阖街绅耆公同秉官究治。道光戊申年六月十三日，阖街公立”。这则碑文是全体桂林邑民都要遵守的公约，所议禁龙舟事尚留有后门，“议定逢戊年方准迎龙建醮”，准许在大扒之年迎龙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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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桂林南门外八街于刊刻《桂林八街公议禁约》碑。碑文所记禁约内容共有十条，其中第三条：“止扒船以断祸根。扒龙船屡毙人命，且惹是非，受祸最烈。我八街同人寒心久矣。自今禁止，永远不准扒龙船以及开鼓贺橈，赛神行香，送迎来往。虽旱扒，一律禁止。违者公罚，逐其远徒，抗而创复者，禀究。”

       八街民众见惯“小扒船则嘻戏堕水者叠毙数命，大扒船则株累戕害者冤死数人”，因此对屡出人命的扒龙舟深恶痛绝。与全邑禁龙舟公约相比，南门外八街的禁约最为严厉，永禁一切龙舟活动，无论是赛神巡游，还是往来走亲，哪怕是“旱扒”也不得进行。违者或“逐其远徒”赶出八街地盘；或报官“禀究”，追其刑事责任。八街上下同仇敌忾，显示出与扒龙船誓不两立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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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旧时的“桂林龙舟习俗”祭祀龙神走龙亲活动“用款多由勒捐而来，或按人丁，或按田亩，盖以干旱、瘟疫为赫诈地也”。过度强调种宗族观念，形成各自的村社结盟，导致产生矛盾，“于是结深仇，打众架，衅起两庙之人，死伤无数”。祭祀活动中部分近乎迷信的仪式程序等，也造成消极影响。

       民国之后，革故鼎新，民智初开，“打倒神权，扒龙船之风已渐息”。直到抗战文化城时期，民族危亡之际，倡导屈原爱国精神，桂林龙舟竞渡得以浴火重生，风云再起。

       1948年是农历戊子年，大扒之年又恰逢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桂林市长苏新民组织大型龙舟竞渡以表庆贺，颇费一番心机。桂林市政府提前颁布《划龙船应注意事项》，以防寻衅滋事发生。这次竞渡紧张激烈。参赛舟手剑拔弩张，几乎就要大动干戈，形势所逼，苏新民不得不下令警察局每船派乘两名武警弹压警戒。一场赛事以致如此，有点令人扫兴。这也说明自古以来，官府在禁放之间两难纠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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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后，龙神崇拜受到压制，也许是破除封建迷信，也许是铲除封建宗族势力。1958年又逢大扒年，桂林村社的老龙头全部收缴，集中在七星岩焚毁。接着是60、70年代的特殊时期，龙舟竞渡作为“破四旧” 排名第三的“旧风俗”被扫除干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恢复端午龙舟竞渡，但起初还没有龙神祭祀的地位。随着时代变幻，民间龙神祭祀在乡间得以复原，其表现形式之一是龙舟巡游走众亲，时间不过20余年。在此期间，政府也因洪水、疫情、事故等突发情况暂停龙舟活动，并非封建时代的“永禁”。

       桂林扒龙舟是历史悠久、底蕴丰富、群众基础深厚的民间习俗，虽有弊端，但民间长期形成的风俗并非禁令所能扭转，历史上虽屡遭禁止，仍顽强延续、生生不息。这一事实表明，对待民间龙舟活动应该是以放为主，辅以适当引导，毕竟“龙舟竞渡积习已千余年，若非竞争酿衅，亦一种升平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