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台湾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爱国志士李秉瑞（三）

清明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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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湾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者

      “台湾民主国”的历史是短暂的，从1895年5月25日成立，到10月19日刘永福抵抗失败撤退厦门，也不过150余天。台湾乙未抗战结束后，台湾全岛已无正规军抵抗，只有抗日义勇军余部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李秉瑞参与领导了乙未抗战的全过程，在战争失利的形势下，他是有机会随总统唐景崧、副总统丘逢甲、知府黎景嵩、黑旗军刘永福离开台湾的。《桂林晚报》刊文亦称李秉瑞“在彰化失守后回到内地”。

       乙未战争期间，每天有英国商船爹利士号往返台南和厦门，返回大陆不难。在离台内渡的每一次机会面前，李秉瑞并没有内渡，选择的是坚守！与台湾义勇军兄弟同生死，与台湾民主国共存亡！

       虽然以台湾民主国政府组织的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失败了，但是在此后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民的武装反抗从未停止过，李秉瑞的名字也不时在这一时期的抗争历史中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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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有学者研究台湾抗日武装斗争历史，将台湾抗战分为三个时期，而在每一时期的抗战中都提及李秉瑞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第一期称“台湾民主国保卫战”时期。从“台湾官民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到“10月下旬，刘永福也弃守内渡中国大陆，日军占领全台湾”为止。在此期间，李秉瑞参与组织领导抗日义勇军，在乙未战争中与日军浴血奋战。

       第二期称“抗日游击战”时期。从“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于1895年11月8日向日本东京大本营报告‘全岛悉予平定’” 开始，“持续到1902年5月底林少猫被捕杀为止，前后历时七年”。而就在桦山资纪宣称“全岛悉予平定”，并占领台湾全岛的 “一个多月以后，在军务大臣李秉瑞指挥下，台湾北部的义勇军又于12月底开始一连串的抗日起义事件，中、南部亦于次年6月相继蜂起，台人武装抗日自此进入第二期”。这一时期的游击战特点是“人数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且蔓延全台，此起彼落；他们以深山幽谷为根据地，神出鬼没，使日人穷于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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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中国时报》原社长黄肇松撰写的《抗日始自台湾——省视马关条约120周年》文章也指出：“日本据台总督桦山资纪于1895年11月8日向东京大本营信誓旦旦报告‘全岛悉予平定’，随即在台湾展开高压统治。但一个多月后，台湾北部抗日义军旧部在主帅李秉瑞的领导下，又于1895年底，在现今的桃园、大溪、台北郊区的景美、士林及三峡等地进行武装抗日行动；随后南部台南、高屏六堆地区亦纷纷举兵抗日；原住民的抗争亦未停止，台湾抗日志士武装抗日承先启后进入第二阶段”。

       上述信息表明，台湾民主国覆灭后，李秉瑞没有弃台内渡，而是继续留在台湾领导抗日游击战。李秉瑞在乙未年年底潜回台湾北部，那里是李秉瑞最早创建抗日义勇军的地方，当年歃血为盟的义军首领几乎都已战死沙场，但幸存的义勇军将领及旧部在李秉瑞领导下再一次发动起义，反攻台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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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日军的意料，台湾北部战云再起，台北、桃园、苗栗等地义军纷纷起义。其中有李秉瑞旧部吕建邦等率领的义军一部战斗力最强，令日军望而生畏。同年末，台湾北部义军在李秉瑞部署下，决定在1896年元旦，以大屯山、观音山山顶的烽火为号，发动起义，夺回台北。1895年12月31日，李秉瑞旧部陈秋菊、胡嘉猷、简大狮等再举义旗，进攻台北，淡水，宜兰三城，起义军发起猛烈进攻，包围台北，参加此次起义的民众达2万多人，先后击毙日本军警128人，伤58人。但因日军驰援，攻击台北功败垂成。但宜兰被义勇军包围12天，城中粮尽，直到日本政府调京都第7旅团驰援才撤围。

日本人绘制的义勇军攻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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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将抗日游击战时期李秉瑞领导的抗日活动污蔑为匪徒骚扰，记为：“至该年年底（1895年），以本岛北部之大骚扰为始，岛内各地终于出现无处不见匪徒骚扰跋扈局面”、“总督立即命所在军政加以镇压，虽得救一时之急，但其后土匪之骚扰此伏彼起而未能将之灭绝”。

       为了消灭义军游击武装，从1896年1月24日起，日军执行“威力扫荡”，“沿村严密搜查房屋，持枪械刀枪抵抗者固不待言，即使未持凶器而有不稳举动者，一概枪杀，凶器全部销毁，其房屋亦一齐烧毁”。短短四天，“被诛戮者约一千五百人，烧毁家屋一万所”、“宜兰平原大半已成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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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的杀戮也没有吓倒英勇的抗日义勇军，反而激起更强烈的抵抗。1897年５月８日，是《马关条约》规定台湾同胞选定中国国籍的最后期限，义军简大狮率六千余人再次袭击台北，次年２月又率众在北部山区与日军激战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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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游击武装与日军进行了长达7年的战斗，有名可考的就有100多支抗日武装。其中最主要的游击武装有北部宜兰山区的陈秋菊，胡嘉猷、简大狮等；中部云林地区的简精华，简义，柯铁，黄国镇等，南部凤山地区的林少猫，郑吉成等。其中“台北简大狮，台南林小猫，中路柯铁虎，各建旗鼓，谓之三猛”。

       抗日三猛之一柯铁虎，本名柯铁，勇猛无比，其所辖义军在云林大坪建立了铁国山抗日根据地，《瀛海偕亡记》记为：“复出前官军所弃巨炮，置险要”、“大坪顶屡攻不破，众以铁故，咸目之曰铁国山”。铁国“山头飘扬黄龙旗，旗署清光绪二十四年月日云云。是年割台，已历四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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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三猛之一简大狮率部在淡水起义，坚持武装抗日三年。日军进山围剿，战斗失利，简大狮在台湾无法立足，潜回漳州。在日本胁迫下，清政府竟将简大狮“引渡”回台湾。1900年3月，简大狮被“日兵会清官拿回处死，外国群非清庭不能保全国事犯，辱”！

       抗日三猛之一林少猫的台南义军曾一度发展到了数千人，不断对日军发起游击作战。1902年5月，日军将林少猫义军包围，先以大炮猛轰，继而发起冲锋，血战至下午5时，林少猫全家数十口、义军近百人全部殉国，林少猫身中5弹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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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宪兵队史》污蔑抗日义勇军为土匪，将林少猫之死记为：“二百年来台湾之痛的土匪，至此全归绝灭。”日本据台时期出版过许多记载日军镇压台湾抗日活动的史籍，均以林少猫之死为台湾大规模、有组织、有基地的武装抗日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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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李秉瑞的意外殉职

       李秉瑞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在1902年之后进入低潮期，即台湾学者所称 “台湾人武装抗日的第三期”。

       据台湾学者统计：“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为止，总共有13起零星武装抗日事件。”其中“有11件发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在这些武装抗日事件中， “宣称台湾与中国（大清帝国）友好的有4件”、“欲自立台湾政权的比例，超过与中国（大清帝国）)友好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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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学者这种表述语言有将历史割裂的倾向，但台湾学者在分析这一转变的原因时也指出：“这个转变，可能和清帝国在1911年被推翻，以及原本领导游击作战的军务大臣李秉瑞意外过世有关”。

       这一表述很重要，转变的第一个原因是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朝统治，台湾抗日力量继续誓言“永清”失去了实际意义。而第二个原因是领导游击作战的李秉瑞“意外过世”。这就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李秉瑞在台湾民主国覆灭后的十余年间，仍然以台湾民主国军务大臣的身份领导“台湾人武装抗日”，坚守着台湾是中国（大清帝国）的信念。李秉瑞的殉职，对台湾抗日武装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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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秉瑞在台湾“意外过世”的具体时间及过程难以考证，仅见 “台湾抗日运动”史料记载：“1917年，军务大臣李秉瑞殉职后，义勇军由李祥甫领导，此时台湾几乎不再有大规模的武力抗争，随之而来的，是自发的社会运动”。

李秉瑞殉职的时间似乎有了定论。在网上搜索百度百科的结果为：“李秉瑞（1856年－1917年），中国清朝政治人物，广西临桂县人，曾为台湾民主国军务大臣”。尚可、维基等百科搜索的结果也是如此，均认定李秉瑞殉职离世时间为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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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替义勇军领导的李祥甫是台湾苗栗县人，清朝秀才，参加过乙未抗日战争，负责情报工作，曾于乙未六月参加抗日志士“歃血为盟”，与李秉瑞结为兄弟。台湾日据时期李祥甫逃亡大陆，矢志倡言抗日。1904年，李祥甫因丁忧返台，因拒入日籍而曾入狱。李秉瑞殉职后，由李祥甫接替义勇军领导并转入地下活动。十余年后，李祥甫以苗栗文昌祠为据点，组织“栗社”坚持“合法”斗争，宣传中华文化，这才有了关于义勇军“其延续组织为栗社”的说法。

       依据以上支离破碎的记载进行梳理，表明李秉瑞长期坚守台湾抗日，孤身敌后，经历了台湾抗日的三个时期，全过程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台湾武装斗争。最后在“台湾人武装抗日”的斗争中，以身殉职，“意外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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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秉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形象是模糊的，这模糊在于史料的缺失和研究的乏力，抹去笼罩在李秉瑞身上的历史尘埃，其形象略为可识，展现了一位抗日英雄的背影，欲还其更清晰本来面目，还有待新材料的出现和新的研究者的努力。

       李秉瑞作为台湾民主国军务大臣，长期坚守台湾领导抗日游击战争，意义深远。有力地证实台湾抗日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组成部分，更是对台独势力篡改台湾抗日历史的有力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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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秉瑞以身殉职已过去一百多年，台湾人民至今没有忘记这位来自大陆的抗日英雄。台湾音乐人周文壕满怀深情，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乙未英雄——纪念甲午战后隔年宁死不屈的客家英雄》，在曲谱视频的尾声中打出一道字幕：“西元1895年台湾爆发史诗级的乙未战争，时过境迁，谨以此曲表达心中无限感念 —— 吴汤兴、徐骧、严云龙、李秉瑞、胡嘉猷、博德生、丘国霖、谢天德、黄南球……等多位乙未英雄。”在人们记忆中，李秉瑞是台湾客家抗日英雄群体中的一员，值得台湾人民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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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秉瑞，这位坚持台湾抗日游击战争的爱国志士的生命定格在1917年，享年61岁。在这个世界上，从此再没有李秉瑞战斗的身影，抗日英雄李秉瑞长眠在宝岛台湾，其英魂不灭，与玉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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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遭搜购毁禁的《蓬莱小语》

       目前来看，台湾省还没有披露更多有关李秉瑞的原始资料，尤其是日据时期有关李秉瑞的原始档案材料，李秉瑞在台湾坚持抗战的历史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整理，而李秉瑞本人的著述仅有“与其弟子等著有《蓬莱小语》”。据维基百科介绍：“《蓬莱小语》是一部记述台湾（雅称蓬莱）风土民情的笔记小说，现已亡佚，文字散见于各方志、笔记等，由曾经担任台湾民主国军务大臣的广西临桂人李秉瑞所撰写，由其宗族子第等续写，据说内中有批评丘逢甲与其他台湾民主国人物的文句，而遭到敌对派搜购毁禁，称之‘伪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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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秉瑞的《蓬莱小语》今已无存，查方志、笔记，仅见引用《蓬莱小语》关于台湾原住民的一段语句：“时人入山，常遇灵怪悲号回野，俗谓‘讨路费，散冥镪，可免。’遇怪悲号犹可，遇番悲号，则以首级为路费矣”。

       《蓬莱小语》遭毁禁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介绍了台湾风俗民情，而是书中应有李秉瑞在台湾浴血抗战的记忆。作为坚守台湾十余年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台湾民主国军务大臣，李秉瑞不忘初心，其坚守抗日的壮举本身就是一面镜子，令弃台内渡的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大臣、将军、士绅等抗日志士们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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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不该万不该，《蓬莱小语》不该“有批评丘逢甲与其他台湾民主国人物的文句”，作为孤身坚守台湾领导抗日的李秉瑞，对当年上司和同僚们弃台行为心存愤懑而有所指责可以理解。当年总统唐景崧首先弃台内渡，副总统丘逢甲不也是愤怒指责：“误我台民，一至于此，景崧之肉其足食乎！”唐景崧带了头，丘逢甲不是也跟着内渡泉州，后起跑五十步的当然可以指责先跑出百步的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