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山路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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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瓦檐下书声碎

1990年夏，坤哥六岁，正式背上了印着“临桂县**小学”字样的帆布书包。

        那书包是母亲李秀兰用旧窗帘改的，蓝底白花，边角磨得发毛，却洗得干干净净。父亲陈国栋特意请了半天假，牵着他走过泥泞的榕山路，送他进校门。路上，父亲蹲下来，拍掉他裤脚的泥点，说：“坤仔，读书是咱家唯一的出路。爸跑了一辈子铁轨，不想你再踩泥巴。”

    那时的榕山路，已铺上了碎石，两旁开始有红砖房冒头。供销社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体户经营区”——母亲的小店从巷口挪到了路边，挂上了新招牌：“秀兰百货”。货架上多了塑料凉鞋、彩色橡皮筋、还有印着“希望工程”字样的作业本。

    家里依旧挤。妹妹阿梅上了小学一年级，弟弟小勇刚会走路，总爱抢坤哥的铅笔咬。兄弟俩常为一块麦乳精饼干或一个变形金刚卡片打起来，扭作一团滚到灶台边，被母亲拎着耳朵分开。“你们是亲兄弟！”李秀兰一边骂，一边把最后一块饼干掰成两半，“一人一半，谁也不许多！”

    奶奶住在后屋的小偏房，腿脚不便，但每天清晨仍颤巍巍地去菜园浇水。她种的黄瓜、豆角、空心菜，是全家餐桌上的主力。她不识字，却总在坤哥写作业时坐在门槛上，眯眼看他伏案的背影，喃喃道：“志坤像他爷爷，坐得住。”

    可奶奶没能等到坤哥小学毕业。

        1992年冬，奶奶因糖尿病并发症倒在菜园里。送医时，医生摇头：“血糖太高，拖太久了。”家里凑不出住院费，只能接回家。临终前夜，她攥着坤哥的手，用桂柳话说：“好好念书……莫像奶奶，睁眼瞎……”第二天清晨，雪又落了下来，比1984年那场更冷。

    那一年，全国正经历“价格闯关”后的震荡，国企改革提速。父亲所在的机务段开始“优化人员结构”——这个词后来坤哥才明白，就是裁员。陈国栋没被裁，但工资停涨三年，还常被安排跑夜车补贴家用。他黑眼圈越来越重，回家时总带着一身柴油味，却仍会在睡前摸摸三个孩子的头。

而更大的风浪，来自1993年。

    那年夏天，坤哥参加小学升初中考试。考场设在新建的临桂*中，教室里吊扇嗡嗡转，汗珠顺着他的太阳穴滑下。作文题是《我的理想》，他写了“当一名律师，帮王伯那样的人打赢官司”。可数学最后一道应用题，他手抖得连算式都列歪了。

    放榜那天，他站在红纸名单前，从头看到尾，没有“陈志坤”三个字出现在重点班名单里。他蹲在校门口哭，不是因为没进重点班，而是怕父亲失望。

    可父亲什么也没说。当晚，陈国栋默默从床底掏出一个铁盒，里面是他多年攒下的火车票根和几十张粮票——那是他准备换自行车的钱。他把铁盒递给李秀兰：“给坤仔报个补习班吧。”

    母亲没接，只轻轻按住他的手：“书，咱自己教。我认得字，你认得理，够了。”

    于是，每个夜晚，煤油灯下，母亲教语文，父亲讲算术。妹妹趴在桌上描红，弟弟在角落搭积木。窗外，苏联早已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地图一夜重绘；而在这间青瓦屋里，一家人用最原始的方式，对抗着时代的洪流。

    1996年，坤哥十二岁，考入临桂*中普通班。开学那天，父亲破例请了全天假，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凤凰牌自行车，载他穿过整条榕山路。路已铺成水泥，两旁有了电话亭、录像厅、甚至一家小小的“法律咨询处”——那是坤哥第一次看见“法律”二字挂在门楣上，心跳如鼓。

    他回头望，母亲站在小店门口挥手，围裙上沾着酱油渍，笑容却亮得像阳光。

    他知道，自己虽未进重点班，但从未被放弃。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