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桂榕山路上的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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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帚划过新街

1999年冬，榕山路变了模样。

推土机轰鸣着碾过老菜地，钢筋骨架从泥里拔地而起，玻璃幕墙反射着南方稀薄的阳光。临桂撤县设区虽尚未正式落地（注：实际为2013年），但“新区”二字已写进每一张规划图。政府公告贴在电线杆上：“旧城改造，商户限期搬迁”。

李秀兰的小店，就在红线之内。

那天下着冷雨，母亲蹲在货架前，一件件清点存货：酱油还剩七瓶，火柴三盒，红糖结块了，作业本积了灰。她没哭，只是把“秀兰百货”的木牌摘下来，用抹布擦了又擦，最后塞进床底的樟木箱里——和父亲那些火车票根放在一起。

“租金要两千八一个月，”她对孩子们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事，“咱家，付不起。”

小店没了，家里的主心骨似乎也塌了一角。可李秀兰没歇一天。三天后，她穿上橙色反光背心，领了把竹扫帚，成了榕山路第一批环卫工人。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五点上岗，扫到学校门口时，正好能看坤哥背着书包出门。

“妈！”坤哥起初不敢认，站在马路对面喊了一声。
李秀兰抬头，笑了笑，露出冻裂的嘴角：“快迟到了吧？走你的！”

他转身跑开，眼泪却砸在水泥地上——那条他曾赤脚奔跑的泥路，如今干净得能照人，却再没有母亲的小店飘出酱油香。

父亲陈国栋也在同一年“优化”了。

铁路系统改制，四十岁以上的司机大批内退。他拿着一纸解除合同书回家，坐在门槛上抽了一整晚烟。第二天，他去考了大客驾照，三个月后，成了某旅游公司的旅游大巴司机。
“也好，”他对坤哥说，“以前拉煤拉货，现在拉游客看山水。也算……体面。”

只是，他再不能准时回家吃晚饭了。有时深夜才回，一身疲惫，却总不忘从车上带些景区发的免费矿泉水或小面包，分给三个孩子。

2000年秋天，坤哥升入初二。学校开了微机课，同学讨论“上网”“电子邮件”，他只能默默记笔记——家里连电话都拆了，哪来的网线？但他更拼命读书，尤其政治课本里“依法治国”四个字，被他用铅笔圈了又圈。

弟弟小勇十岁，开始懂事，放学后帮母亲推垃圾车；妹妹阿梅上了初中，悄悄把早餐钱省下来买练习册。一家人吃饭时话少了，但碗筷碰响的声音，依旧温热。

2001年春节前，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街边小店挂起“WTO纪念T恤”。坤哥在作文里写：“世界打开了门，我们也要走出去。”

除夕夜，家里没买新衣，没挂彩灯。但母亲用扫街攒下的零钱买了半只烧鸭，父亲破例请了假。五口人围坐在小方桌旁，桌上除了鸭肉，还有奶奶生前最爱种的豆角干——那是母亲特意留下的种子，今年在阳台花盆里种活了三株。

“来，”陈国栋举起搪瓷杯，里面是自酿的米酒，“敬咱们的榕山路，敬咱们还在。”

坤哥低头喝了一口，辣得眼眶发热。窗外，新楼盘的霓虹灯闪烁如星，映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像一条流淌的银河。而母亲明天还要五点起床，扫净这条通往未来的路。

他知道，家没有垮。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