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干路传奇——桂林路名谈（6）

漓江冬泳人

桂林城区的路名可谓五花八门，不拘一格，呈现出多元化类型。有蕴含释、儒、道文化的棲霞路、信义路、六合路；有市井文化的福旺街、通泉巷；有商业文化的盐街；有的代言山水的穿山路、榕湖路、芦笛路；有传颂民间传说的龙珠路；有依托古城门的东镇路；有标示古驿站的驿前街；有铭记志士先烈的中山路、翊武路；有的纪念抗战烽火岁月的抗战路、乐群路；有体现社会价值观的民主路、文明路、自由路；也有烙印着城市建设发展足迹的新建路、新码街...各类路名自成系列。但也有一些不成体系的另类路名，比如本帖提及的建干路。

建干路其名与桂林其他街道的起名习惯迥然不同，它是与一所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学校相关联，因而比较另类。若还是不知道这所学校，也不了解这段历史，即便是老桂林也不见得就知道建干路名的来历。

孩提时，我们街上有位话都讲不圞（峦luǎn，即口齿不清）的小伙伴，他说要去“建干路”拜年，旁人听起来像是他要给“电杆柱”（旧时架设电线的木柱）拜年。结果，一条街的小伙伴们索性就以讹传讹，也把“建干路”叫成了“电杆柱”。

可是，调笑之余，对于这个路名当时我们并不知其所以然。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般另类的路名是怎么来的？还真是悬在我们街道小伙伴们心中的不解疑团。

切入主题前，不妨先了解一下与建干路密切相关的一座山——天圣山。

天圣山独处于建干路最北端，再往北是去往灵田的县道，往东是社塘村、植物研究所...天圣山在这个三岔口的西侧。

它是桂林城郊东北部的一座孤山，与尧山、屏风山、辰山等共同构成了该区域的自然景观。从七星公园的摘星亭，向东可以眺望到天圣山。

天圣山在历史文献中还有个古老的名字——駮鹿山。唐代的《元和郡县志》中记载：“駮鹿山，一名福禄山，在县东北十五里”。《后汉书•郡国志》中提到的“始安郡记曰县东有驳乐山”，指的也是此山。

此外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旧称叫“矮山”。

矮山这个名字现在几乎已无人知晓。它记载在古代地理志和徐霞客的游记里。徐霞客游历此山时提到，它之所以叫“矮山”，是因为它比周围的山都矮。不过，徐霞客觉得“矮山”这个名字不雅，曾想给它改个好听的名字，但没想好。有趣的是，几百年后，“矮山”这个名字果然被人们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天圣山”。

考古发现，在天圣山的观音岩古洞穴遗址中，曾发现磨制石斧、兽骨等遗物。据南朝《荆州记》的记载：“始安郡駭鹿山（駭应为駮字形讹），山上有石室，凿内辄得骨”，说明这里很早就有古人类活动痕迹。

漓江冬泳人

好了，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建干路名的由来，当追溯到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7.7”事变后，日军加紧了侵华步伐，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的许多城市相继沦陷。桂林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又远离日军的直接威胁，因此，从抗战初期到1944年10月，在成为抗日前线的角色转换之前，桂林一直都是抗战的大后方。从沦陷区撤离的团体和难民潮水般涌来，桂林俨然升格为“战时首都级”城市，文化繁荣，商业鼎盛，小小一座城迅猛激增至近50万人口。

除了安置外来人口，桂林作为重要的后方基地之一，承担的抗战任务主要有三：

1，物资供应：提供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支援前线作战。

2， 人员培训：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培养抗战人才。

3，文化宣传：聚集了大量文化界人士，进行抗日宣传和文化活动。

旨在培养具有高军事素质和战略指挥人才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由于外地迁入的学校、团体及人口过于密集，桂林城区的房屋利用已趋饱和。再加上要迅速提升学员的军事素养，宽阔的训练场地必不可少。所以，只能把选址目光投向城郊。必要条件为：

1，离城不远，能就近满足学校的物质供应；

2，远离村舍，既能保守军事秘密，军事演习还不伤人畜；

3，有山为掩体，人员能迅速、有效地隐蔽，避开敌机的侦察与轰炸。

几番遴选之后，学校最终选址在天圣山下。这里离城近，独处荒野不受干扰，还能借助山势和洞穴躲避敌机，是创办军事学校的理想之地。选址后，为抗战形势所迫，很快就进入建校程序。

由于校址选在荒郊野外，建校的同时还修筑了一条简易公路为配套工程。1939年，“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正式成立，这条路也依校名就叫“建干路”，并沿袭至今。

只想了解“建干路”来历的坛友，看帖到此即可辄止。

欲知晓这所名义上由桂系军阀创办的学校，为什么却由中共地下党员所实际掌控而被誉为“南方抗大”？不妨静下心来，再听听它在办学过程中充满着哪些传奇色彩？

漓江冬泳人

这所学校本是桂系军阀为扩充地方军事实力而筹办，名义上校长是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但黄旭初既非办学人才又无暇顾及教学事宜。便通过好友推荐，聘请了著名教育家杨东莼担任教育长（相当于执行校长）。

令黄旭初万万没想到的是，杨东莼其实是一名早期党员。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的策划下，杨东莼巧妙利用桂系急需教学人才的契机取得了桂系高层的信任。在尽可能维护校方与桂系合作关系的前提下，将学校办成了我党培养抗日骨干的基地。

杨东莼在答应出任教育长之前，为了完全掌握办学权，向黄旭初提出了三个“苛刻”条件（也称“三大铁规”）：

1，人事大权独揽： 学校的人事安排必须由他全权负责，不接受广西其他部门的插手，且黄旭初不能轻信外界谣言。

2，教学手续从简： 为适应抗战，课程由他直接安排，只需校长批准即可，其他部门不得干预。

3，免去重庆受训： 按规定他本应先去重庆接受政治培训（洗脑），但他以“身体欠佳”为由要求免除。

出乎意料的是，黄旭初本着“用人不疑”的态度，且桂系本就不想给蒋介石面子，竟将这三个条件全盘答应，这让杨东莼顺利拿到了学校的绝对控制权。秘密而顺利开启了“反客为主”，桂系大佬浑然不觉的办学生涯。

杨东莼上任后，专门去请教了大教育家徐特立（毛泽东和田汉的老师），并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模式办学。他向李克农要了十多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还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作为教材。学校不仅讲授社会发展史，还经常举办时事座谈会，分析抗战形势。这种鲜明的进步色彩，让地干校在国统区独树一帜。由于照搬延安经验，杨东莼被誉为他实际上在打造“南方抗大”。

随着学校越办越红火，特务开始伪装成师生潜入学校，暗中监视校方举动。在得到进步学生的秘密举报后，杨东莼并未打草惊蛇，经过一段时间的反侦察，摸清了这些人的人数和底细后，他以教育长的合法身份进行清查，将查实的特务全部开除，干净利落地清除了校内的隐患。

杨东莼聘请的师资力量堪称豪华。除了胡愈之（作家、翻译家，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夏衍（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沈钧儒（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等响当当的知名学者之外，甚至连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朝鲜战友李斗山也曾受邀来校演讲。

最轰动的一次是1939年5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亲自到校，为师生们作了《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讲，痛批了“速胜论”和“亡国论”。 大佬云集，登台授课，极大地鼓舞了学员们的抗日信心。

在杨东莼的掌舵下，地干校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学校不仅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还汇聚了众多左翼文化名人。尤其是叶剑英亲赴天圣山麓发表的演讲，将学校的影响力推向顶峰。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学校连续举办了多期培训班，为广西乃至大后方培养了近3000名具有抗日救亡思想及军事才能的基层干部，这些骨干后来大多成为了地方抗日武装和地下组织的核心力量。

由于这所学校培养出的干部能征善战，极具战斗力及指挥才干。李宗仁曾对此大为震惊与赞赏，甚至对国民党教育界的其他高官发出“灵魂拷问”：“为什么杨东莼训练的干部如此成功，你们训练的干部这样蹩足呢？”

短短两年间，这所隐蔽在桂林天圣山下的学校，不仅为抗战培养了数千名基层骨干，还播下了大量革命火种，成为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段传奇佳话。

漓江冬泳人

地干校过于浓厚的进步色彩和共产党人的活跃，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重庆国民政府开始频繁向桂林施压，指责地干校“宣传异端邪说”。面对中央的压力桂系内部保守派也开始对杨东莼产生怀疑，多次向黄旭初进言，要求整顿学校。

随着国共摩擦的加剧，杨东莼既要保护校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又要维持与桂系的合作关系，处境变得极为艰难。危急时刻，在李克农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学校遭到暴力查封，杨东莼以“身体原因”和“完成阶段性任务”为由，主动向黄旭初提出辞职。黄旭初顺水推舟，批准了他的辞呈。杨东莼的“功成身退”，标志着地干校完全由中共掌控的“黄金时代”正式结束。

杨东莼离校后，桂系迅速接管了学校，并任命了思想保守、忠于桂系的官员担任教育长。紧接着，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大举进驻学校，开始对师生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和监视。

在学校的清洗行动中，许多曾受杨东莼影响的进步教师被解聘，部分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被迫紧急转移。

学校还进行课程篡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程被全面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的“党义”教育和反共宣传。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曾经“红色堡垒”的地干校自然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

桂系当局为了向重庆表忠心，同时彻底消除隐患，对地干校进行了最后的“大换血”。大批无辜师生遭到逮捕或秘密杀害，学校的组织架构被彻底打散。虽然“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牌子名义上还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实质上沦为了桂系培养反动基层干部的普通机构。至此，这所抗战时期国统区著名的统战阵地，在时代的狂风骤雨中黯然落幕。

这所学校从辉煌走向没落的完整脉络，生动地展现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统战工作的复杂与残酷，也彰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在险恶环境中坚持斗争、灵活应变的智慧。

漓江冬泳人

解放后，腥风血雨的岁月涤清荡净。建干路学校云集，书声琅琅，迎来一片教育新天地。50年代有冶金地质学院（理工大学前身），民族师范学校（中专，现为奎光学校的建干路校区），四中（2003年获得田家炳先生资助，经桂林市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田家炳中学”。现已挂屏风路牌，但校区仍与建干路相连）， 理工大附小，东江小学建干路分校......在建干路正规登记在册的学校（含幼儿园和大学）约 9～10 所。园丁桃李，弦歌不绝。理论上，不出这条街就可以从幼儿园一条龙读到大学本科。真真是学霸蔚起的教育一条街。

可是，今天的我们不可或忘“南方抗大”传奇的隽永韶光。那是一段血与火铸成的历史，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卷帙。

我们也不应仅限于知晓建干路名的由来，还应不时回望那段筚路蓝缕的艰难岁月，铭记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以励今志。

我开除你

曾经是热火朝天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