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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起“抗战文化城”核心舞台的几条街——桂林路名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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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09: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上帖聊了建干路的板路,属桂林的抗战历史,本帖接着抗战话题聊。
抗战时期,国土沦丧,脱离沦陷区战火兵燹的人们,有一界线分明的迁徙流向——“军政人士去重庆,教育科研到昆明,文化精英来桂林”。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般指的是小范围、局部的分流与聚合。即,某个小圈子里"相似的人互相吸引"自然聚合的现象。但若放到更大的范围,往往就不太灵了。比如整个社会、整个时代,人的聚合就不只是"类聚"“群分”这么简单。利益、机遇、信息差、时代浪潮、居住地不同......常常会把“相似的人”推向不同的方向和位置。
然而,在抗战时期的大迁徙中,不同群体却各自被适宜自己的"气场"所吸引,以致同一类人都被同一股力量推到了一起。
重庆有政治权力的向心力——军政人士自然向权力中心靠拢;
昆明有学术自由的土壤——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加上滇越铁路的国际通道便利了学术交流与物资转运;
桂林有相对开明的文化环境和地理优势,构成了对文化人的吸引力。
这种大规模人口依类分流的模式,是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为应对侵略战争形成的特殊流变,却俨然形成了分类迁徙的大趋向。
因此,战时的分流并非偶然,不同的"引力场"对各界人士各有磁性亲和力,是“群分”"类聚"背后的必然逻辑。所形成的功能性聚落分布,比单纯的"人以群分"更深一层:它不只是同类相吸,更是环境筛选。每个城市的资源禀赋、政治生态、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吸引哪一类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发布《移驻重庆办公宣言》,正式将战时首都设于重庆。此后,国民政府各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各民主党派中央、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各国大使馆及韩国临时政府...都纷纷迁渝。百川归海式地汇聚了党政军各方首脑人物,使重庆一跃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军事、外交中心。
抗战爆发之初,全国50多所大学及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天文、工程、物理、化学、植物等研究所,均内迁西南。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向教育科研重镇的聚落,昆明也因此成为最重要的教育科研中心。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后合组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八年。全校汇聚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术力量,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0多位院士。国难当头,凭此迁徙地选择,有效地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教育、科研之国脉。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香港相继沦陷,桂林因以下几个因素成为文化人"心灵归宿的原乡"及“文化抗战的舞台”:
1,新桂系有较开明的文化自觉,对进步文化活动持兼容并包态度,政治环境远比"陪都"重庆的管控要宽松很多。,
2,桂林既有大量岩洞作防空安全保障,又有通达西南、华南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便于人员疏散、转移。
3,为争取进步文化团体和文人学者来桂林,中共党组织做了不少积极的引导工作,并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为他们的安置做出妥善安排。
多项因素合力,构成了对文化人的综合吸引力。
为此,1938至1944年间 ,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欧阳予倩、夏衍、丰子恺、艾青、徐悲鸿、李四光...众多知名人士、各界翘楚及上千名文化精英荟萃桂林,千载难逢。可谓文人云集,人文蔚起。由顶流文化人领军,与当地人一道,将桂林打造成一座"抗战文化城"。
由此,中国的抗战形成三大核心区,政治中心在重庆,教育科研中心在昆明,文化艺术中心就在桂林。
就抗战而言,形成了"重庆主政、桂林主文"的格局。即,重庆是军事指挥和政治决策的中枢;桂林则是文化抗战的前沿阵地。两城分工互补,在抗战中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以民族大义共同支撑起抗战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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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09:38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期间,桂林作为名动全国的“抗战文化城”,其文化脉搏最强劲的跳动,集中在市中心那几条不过千米长的街道上——解放西路(以下按战时称桂西路)、太平路、中山路一带。这里没有前线枪炮,却日日机器轰鸣、笔墨翻飞:书店挨着出版社,出版社紧邻印刷厂,报纸副刊与街头剧海报贴在同一根电杆上。出版、新闻、戏剧、讲学、歌咏,在这几平方华里的街巷里织成一道“没有硝烟的战线”。
●桂西路:西南大后方的“文化书店街”
桂西路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书店街”。据1942年《桂林市指南》记载,从十字街往榕荫路走,临街几乎全是被书报填满的铺面:左边(南侧)有中国文化服务社、商务印书馆、提拔书店、建设书店、文化供应社、联合书局;右边(北侧)有上海杂志社、东方图书公司、大华、北新、时代、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科学书店等。
其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大全国性出版机构都在桂西路设有分支;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来合并为“三联书店”的三家进步出版力量,也在此扎根; 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桂林推出“文化生活丛书”“译文丛书”;胡愈之创办的文化供应社出版大众读物、学生课本与抗战通俗小册子,把“持久战”的道理送进乡塾与兵营......
这里的印刷厂常常彻夜不熄灯。萧红的《呼兰河传》、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艾青的《北方》《他死在第二次》、田汉的《江汉渔歌》,都在桂林的机器声里第一次变成铅字。 出版家赵家璧后来回忆:“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在桂林出版的。”桂西路因此被称作“中国出版业的圣地”。
桂西路不光售书,更是文化人聚集的重要场所、互相交流的“客厅”。作家、编辑、流亡学生挤在骑楼下翻样书、争稿件;地下党员借书店往来接头;青年人买一本《论持久战》通俗本,也能在柜台边听一场关于“文艺为谁抗战”的争论。文化点燃了救亡的火苗,民族的热血在这里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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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09:40 | 显示全部楼层
●太平路:舆论尖兵与《救亡日报》
与桂西路相连的太平路,气质更“硬”。1939年1月,《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社址先设乐群路,后迁太平路12号,营业部则在桂西路26号。报社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李克农带来周恩来的指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办出独特风格来。”
在太平路那栋青瓦红窗的两层小楼里,编辑部白天接前线电讯,接着就挑灯夜战,赶发社论。报纸日发行量从三千份涨到一万多份。版面里常有“漓水”“救亡木刻”“音乐阵线”这类副刊,既登前线血战,也登艾青、田汉、黄药眠的短诗。
皖南事变后,报社拒登颠倒黑白的“取消新四军番号”令,1941年3月被迫停刊——但两年多时间里,它把“团结抗日”的口令,从太平路传到了西南各省与南洋侨报的转载版面。
太平路周边还有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等机构。战地记者范长江(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社社长)、孟秋江(《大公报》《文汇报》社社长)把桂林写成“大后方的通讯枢纽”:前方电讯经这里编译,再发向重庆、香港、昆明。1944年湘桂大撤退前,新知书店员工把书版沉进漓江,国际新闻社把资料缩微塞进竹杖——文化人把“火种”藏进山水缝隙,等待战后重新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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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09:4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山路及周边:进步书店与城市公共空间
今天的中山中路车水马龙,但你如果在三多路口停下来,会看见那里有一块石碑,刻着"生活书店桂林分店旧址"。
中山路是桂林的主动脉,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就开在中山中路与三多路交叉口(“生活书店纪念碑”处)。1938年开张后,这里卖的不只是书,更是“方向”:马列读物、《大众哲学》、抗战理论、木刻版画集......青年军官和逃难学生混在书架前,把扉页翻到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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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09:43 | 显示全部楼层
看戏是当时主流的娱乐方式。受邀主持桂剧改革工作的戏剧大家欧阳予倩说:“我们决不能让拥有大多数观众的旧戏,始终与抗战不沾边。”1940年欧阳予倩在中山中路筹建广西省立艺术馆,最终选址在桂西路。他改良的《梁红玉》《木兰从军》《桃花扇》,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3出戏。
1944年2月,欧阳予倩、田汉在艺术馆牵头办“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粤、桂、湘、赣、滇五省近千名戏剧工作者云集。90多天、170多场演出,话剧《法西斯细菌》《愁城记》、桂剧《梁红玉》、歌剧《军民进行曲》轮番上演,观众超十万人次。艺术馆门外贴满海报,中山路的电车铃和剧场锣鼓声,在警报间隙里此起彼伏。
在欧阳予倩等无数艺术工作者的努力下,戏剧在烽火中不断淬炼,发挥了成风化人的作用,鼓舞民众奋起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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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09:45 | 显示全部楼层
戏剧不只停留在剧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十字街支起布棚就演。
 在日军的血腥侵略面前,孩子们快速成长。孩子剧团、厦门儿童剧团、广州儿童剧团等著名儿童团体,都先后来到了桂林。其中,由我党组织领导宣传抗日的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是桂林儿童运动的佼佼者。除了深入剧院、教堂等地用快板、民谣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新旅的孩子们还根据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建议,利用老百姓在敌人空袭时进岩洞躲避的机会,开展“岩洞教育”。岩洞教育的内容丰富多样,讲抗战形势和抗战故事,教唱抗战歌曲,演活报剧和说快板,讲空袭常识,办岩洞图书馆,当“小先生”教识字,还为老百姓代写书信……新旅在桂林不到3年的时间里,组织团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儿童团体。
彼时的桂林,是敌人轰炸的重要目标之一。听到防空警报,他们就将街头、码头的宣传转移到岩洞。新旅教儿童唱《救中国》。“救、救、救中国,一齐向前走……”空袭中,一群孩子高昂着头,岩洞歌声震天。观者如堵,无不被这直击心灵的歌声所震撼,演唱者与观众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情难自抑,高涨的抗日救亡情绪,令人血脉贲张。
“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 刻在七星岩洞壁的这句标语穿越尘封的岁月,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令人至今读来仍震撼不已。
因此,抗战文化绝非书斋装饰,而是直接开进广场、防空洞、伤兵医院...是万众一心全民抗战的动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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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09:47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不妨把这几条街列一张图,会发现它们已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 桂西路负责“生产”:写稿、编书、排版、印刷;
• 太平路负责“发声”:报纸、通讯社、舆论战线;
• 中山路与艺术馆负责“传播”:书店零售、戏剧公演、公开集会。
1938到1944年间,桂林先后聚集千家文化机构:报纸21家、期刊240多种、书店出版社近200家、印刷厂109家,田汉、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艾青、徐悲鸿、欧阳予倩皆在此留下脚印。
依次走过这几条街,能从一本《野草》杂文,走到《救亡日报》社,再进剧场看《江汉渔歌》——出版、新闻、戏剧、美术、教育,被压缩在步行十分钟的弹丸之地。几条街共同织就了一张“文化作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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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09:50 | 显示全部楼层
也正因如此, 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当日军飞机反复轰炸时,大兵压境,生死存亡之际,文化人最先保护的不是私财细软,而是铜模、纸型、书版与未装订的册页。开明书店浇铸铜模埋地下;生活书店转移重要出版物;艺术馆把剧本清单缝进箱底......他们清楚:街可以炸平,只要铅字还在,民族的语言就不会断。
抗战时期的桂林,山水是屏障,街道是阵地。桂西路的油墨味、太平路的排字声、中山路的剧场灯光,撑起“抗战文化城”核心舞台的这几条街,共同证明了一件事——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文化不是闲笔,而是另一种战争的前线。这几条市中心的老街,用书店、报纸和舞台,替整个时代守住了“为什么要抗战”的答案。
这大概就是"抗战文化城"最具体的样子:不是一座纪念的丰碑,是几条街的热血在奔涌。史诗级的桂林文化抗战,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桂林提供了抗战文化的舞台,抗战文化也始终滋养着桂林的文脉。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值得人们致敬!值得史书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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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 小时前 | 显示全部楼层
    桂林的历史文化沉淀的独特性令人赞叹,许多外地游客却只沉醉于山水风景而忽视了桂林的历史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如果有关部门运用形式多样且新颖的宣传方式,让游客们进行桂林的历史文化体验那就更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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