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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帖聊了建干路的板路,属桂林的抗战历史,本帖接着抗战话题聊。
抗战时期,国土沦丧,脱离沦陷区战火兵燹的人们,有一界线分明的迁徙流向——“军政人士去重庆,教育科研到昆明,文化精英来桂林”。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般指的是小范围、局部的分流与聚合。即,某个小圈子里"相似的人互相吸引"自然聚合的现象。但若放到更大的范围,往往就不太灵了。比如整个社会、整个时代,人的聚合就不只是"类聚"“群分”这么简单。利益、机遇、信息差、时代浪潮、居住地不同......常常会把“相似的人”推向不同的方向和位置。 然而,在抗战时期的大迁徙中,不同群体却各自被适宜自己的"气场"所吸引,以致同一类人都被同一股力量推到了一起。 重庆有政治权力的向心力——军政人士自然向权力中心靠拢; 昆明有学术自由的土壤——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加上滇越铁路的国际通道便利了学术交流与物资转运; 桂林有相对开明的文化环境和地理优势,构成了对文化人的吸引力。 这种大规模人口依类分流的模式,是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为应对侵略战争形成的特殊流变,却俨然形成了分类迁徙的大趋向。 因此,战时的分流并非偶然,不同的"引力场"对各界人士各有磁性亲和力,是“群分”"类聚"背后的必然逻辑。所形成的功能性聚落分布,比单纯的"人以群分"更深一层:它不只是同类相吸,更是环境筛选。每个城市的资源禀赋、政治生态、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吸引哪一类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发布《移驻重庆办公宣言》,正式将战时首都设于重庆。此后,国民政府各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各民主党派中央、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各国大使馆及韩国临时政府...都纷纷迁渝。百川归海式地汇聚了党政军各方首脑人物,使重庆一跃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军事、外交中心。 抗战爆发之初,全国50多所大学及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天文、工程、物理、化学、植物等研究所,均内迁西南。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向教育科研重镇的聚落,昆明也因此成为最重要的教育科研中心。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后合组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八年。全校汇聚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术力量,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0多位院士。国难当头,凭此迁徙地选择,有效地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教育、科研之国脉。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香港相继沦陷,桂林因以下几个因素成为文化人"心灵归宿的原乡"及“文化抗战的舞台”: 1,新桂系有较开明的文化自觉,对进步文化活动持兼容并包态度,政治环境远比"陪都"重庆的管控要宽松很多。, 2,桂林既有大量岩洞作防空安全保障,又有通达西南、华南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便于人员疏散、转移。 3,为争取进步文化团体和文人学者来桂林,中共党组织做了不少积极的引导工作,并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为他们的安置做出妥善安排。 多项因素合力,构成了对文化人的综合吸引力。 为此,1938至1944年间 ,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欧阳予倩、夏衍、丰子恺、艾青、徐悲鸿、李四光...众多知名人士、各界翘楚及上千名文化精英荟萃桂林,千载难逢。可谓文人云集,人文蔚起。由顶流文化人领军,与当地人一道,将桂林打造成一座"抗战文化城"。 由此,中国的抗战形成三大核心区,政治中心在重庆,教育科研中心在昆明,文化艺术中心就在桂林。 就抗战而言,形成了"重庆主政、桂林主文"的格局。即,重庆是军事指挥和政治决策的中枢;桂林则是文化抗战的前沿阵地。两城分工互补,在抗战中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以民族大义共同支撑起抗战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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