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节第二次离桂之后,历官湖北转运判官、江西转运判官、江淮等路提点坑治铸钱、京东路提刑狱公事,绍圣元年(1094)除广南西路计度转运副使第三次来到广西,从转运副使擢升知桂州兼经略安抚使直到崇宁三年(1104年)七月病逝于桂州,“在岭十一年”。 因史籍、文献记载颇有缺失,程节在广西执政期间的政绩大多无从考察,相关的桂林摩崖石刻也仅见他修葺城门、筑八桂堂、湘南楼、陪上官及偕僚属郊游等等。墓志铭说他在此期间“谓夲路地硗民弱,慎造狱,勿违道干誉,当奉董劝,察奸慝,裕岁计尔”; “因俗设教,督属郡外严边备,除器械,阅兵马,号令粛然”;“内邵农安富,丰财恤贫,兴学校,礼师儒。境内仍旱,精祷山川,泽龙为出,见而雨,时若年亦大有矣” 等等,反映出他恤民察吏、重边防、劭农重谷、尊师重教、关注民生的执政理念。然而,桂林摩崖相关的石刻仅见他修葺城门、筑八桂堂、湘南楼、陪上官及偕僚属郊游等等,大多“政绩”因史籍、文献记载颇有缺失无从考察,但有若干事似可议论具体。 1、关于绍圣元年“除广南西路计度转运副使”。 墓志铭说程节于“绍圣元年召为户部员外郎。越月,除广南西路计度转运副使”,仅做了一个多月的京官就外放个中必有原因,墓志铭对此并无交待,而是在后文中说“元丰中,苗时中过阙登对,论岭右事。神宗顾谓曰:‘程节未识其面,盖奇才也’”,似乎在暗示这次外放与苗时中有关。元丰中,程节被桂帅熊夲辟为勾管机宜文字时,久任广西转运使司副使的苗时中仍在任上。程节奉旨措置道路、招抚“蛮夷、筑堡寨”妥帖、顺利,熊夲却因处理与交趾的疆界、安置在反击交趾入侵之役有功的溪峒首领等事务让皇帝有所失望,内调为吏部侍郎。苗时中因改任赴阙述职,转运司使的职责之一就是监察地方官吏、举贤荐能,述职时在皇帝面前称赞了程节的才干是完全有可能的。苗时中赴阙述职后岀任知桂州、广南西路经略使,元佑二年秋程节服母丧期满,被安排到荆湖北路任转运判官,当时苗时中仍在广西并没有向朝廷请调程节。绍圣元年程节入为京官时苗时中、熊夲同于于元佑六年病逝,与程节入为京官当毫无关系。那么,墓志铭文的暗示说明什么?笔者以为是在回避一个人,此人就是“熙宁初,荆广察访使器其才”的察访使章惇。 关于章惇其人,史载他“豪俊,博学善文”,自称普天之下他只佩王安石、苏轼二人。王安石因“悦其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随后一路升迁成为推行新法的重要助手。 熙宁初章惇受命“察访荆湖、经制南北江”之后即檄程节“度岭,招谕桂州诸蛮,就义宁县置桑江寨”,无疑是因“识其才”而欲揽其人。程节是个“遇事必洞见表里”的人,对章惇的示好作何反应史无明载,但元佑二年秋程节服母丧期满时章惇官居“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对程节除服授官没有过问,可见此时章惇对他不是很在意;程节不走门槛请托,也似可窥见他对章惇有所规避。 2、监斩陈衍。 王安石推行变法、推行新政,朝臣有支持者、反对者,形成“新党”“旧党”,势同水火。熙宁九年王安石终因新政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皇太后、贵族和守旧的大臣小吏强烈反对再度罢相,于元丰八年(1085年)病逝。王安石罢相及病逝后,章惇仍坚持变法、推行新政。元佑三年夏,因与“旧党”争论时触怒垂帘听政、执掌实权的宣仁太后被黜知汝州。元佑八年宣仁太后殁,哲宗亲政。次年四月,改当年为绍圣元年,明令绍述神宗新法,罢免宰相范纯仁等旧党大臣,重新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专以“绍述”为国家重事——凡元佑年间所废除的一切役法全部恢复。“绍述”任重道远,章惇亟需大量的支持者做帮手,于是提拔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周侠、翟思等一批人放到要害部门,此时有可能想到了程节,将他“召为户部员外郎”。程节入京后有可能或因反应平淡或因自求外放,于是“越月,除广南西路计度转运副使”,似可见程节对章惇的“示好”持既不趋附也不得罪的态度——但“独搅朝纲七年”的章惇还不想放弃他。 章惇等人对当年宣仁太后的机要宦官陈衍恨之入骨,绍圣年间罗炽罪名诬陷陈衍“离间两宫、谋图废立”,将其流放广西。元符元年三月初章惇设法迫使皇帝下旨将陈衍就地处死,并“令广西转运副使程节莅其刑”,当月“乙亥,宝文阁待制、知桂州胡宗回知永兴军。朝散大夫、权广西转运副使程节为直秘阁、权知桂州”——改任胡宗回改知永兴军去北边“拓土开边”为“新政”立功,命程节监斩元佑党人迫其“上船”后随提拔为“知桂州”促其就范——这应当是章惇的精心安排。 程节是否就范呢?史载,元符二年二月“丙子,朝散大夫、直秘阁、权知桂州、广南西路都钤辖程节降授朝奉大夫。户部员外郎谭掞降授承议郎。朝散郎、提点荆湖南路刑狱梁子美降授朝奉郎。先是,昌化军使张中役兵修伦江驿,以就房店为名,与别驾苏轼居。察访董必体究得实,而节等坐不觉察,故有是命”,似乎说明程节乃不愿意“上船”,为章惇的心腹死党提举荆湖南路常平兼“察访广西”董必举报而受降责。 程节岂只是“不觉察”被流放到广西的元佑党人,甚至对因受“党争”被贬官而来者颇为礼遇。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因受“党争”牵连被贬到桂州做教授推官的李彦弼,带着程节的旧友、著名书家米芾的送行诗兼书简到任。米芾诗云: 骖鸾碧玉林,琢句白琼瑶。 人间埃磕尽,青罗数分毫。 程老列仙长,磊落粹露膘。 玉沥发太和,得君同逍遥。 刻岩栖乌鸦,陟献透紫霄。 南风勿赋鹏,即是登云轺。 桂州群峰林立,挺拔秀丽,一旦尘埃磕尽,那宛如青罗带的江水将更加清沏可爱。老兄你居于仙境,大可不必因乌鸦、猫头鹰们占穴入室而郁郁不爽。 程节看了又看、吟哦再三。“人间埃磕尽,青罗数分毫” ——哲宗皇帝驾崩,徽宗皇帝刚继位就下诏“收叙”流放的党人并移迁善地,又改年号“建中靖国”,平缓党争之意显露,章惇获罪贬出潭州安置、再贬雷州安置,政局澄清之日当不会太远了吧?程节似乎从老友的劝慰中领悟到某种信息他心里非常高兴,和诗道: 万里湘南泮水遥,清风来拂瘴烟消。 袖中突兀龙蛇出,聊慰天涯久寂寥。 期待“瘴烟消”和“久寂寥”应是程节在广西时的真实心境。然而,埃积成垢磕尽不易,瘴烟浓密消之待日。令程节失望的是,章惇既去,其搭挡蔡京取而代之,区别在于章惇竭力消灭政敌的肉体,蔡京则竭力消灭政敌的精神——销毁他们的文字著述,将他们作为“罪人”勒石立碑、遗臭万年、子孙万代蒙羞! 3、选将捍边 程节在广西处理溪峒少数民族事宜时,认为“邕、宜州地多瘴,缘边皆羁縻州洞六七十处,险阻隐蔽,捍御非土人不可”。关于邕州的重要性,后来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边帅门》说“左江在其南,外抵安南国;右江在西南,外抵六诏、诸蛮。两江之间,管羁縻州峒六十余,用为内地藩,而内宿全将五千人以镇之。凡安南国及六诏、诸蛮有疆场之事,必由邕以达;而经略安抚之谘询边事,亦惟邕是赖”。早在元丰四年,朝廷组建东南诸路团结诸军为十三将,其第十二将驻桂州,分半将屯宜州,第十三将驻邕州。《岭外代答·边帅门》又说“宜之西境,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镇,又有抚水、五峒、龙河、茅滩、荔波等蛮及陆家砦。其外有龙、罗、方、石、张五姓,谓之浅蛮。又有西南韦蕃及苏绮、罗坐、夜回、计利、流求,谓之生蛮。其外又有罗殿、毗那大蛮。皆有径路,直抵宜城”,可见宜州也是紧要之区。选择守御邕、宜二州的将领当然十分重要,程节认为“非土人不可”,为“识其人才”他在“闲暇、因事间召见”麾下将领,经考察“知黄忱、岑利强可用”,后来“二人卒有边功。” 黄忱其人最早见于元佑年间,当时“躬督士卒转战”于荆湖北路,元佑六年因功“以皇城使领端州刺使”,后由“荆湖北路潭州东南第八将”改任“广南西路桂州东南第十二将”在宜、融一带“悍御”。黄忱在陪侍程节、同僚悠游山水间,勒石题名署“江夏黄忱君锡”,可见他并非广西“土人”而是来自荆湖北路;综合史载称他为“蛮将”、说他于熙宁年间“效顺”,似可考虑他是熙宁年间“归明”的“荆蛮”或广西左江黄氏首领中的外迁者。 岑利强的由来和“立功”以及是否曾在邕州一带“悍御”皆不见于宋史,唯见广西岑氏族谱尊其为“田州一世祖”,“宋崇宁间归化州蛮乱,募义兵平之,以州内附,兼授知州事,迁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综合史载,他有可能与为熙宁末年反击交趾入侵之役时“归明”的交趾门州守将岑庆宾有关。 笔者以为,由此可见,宋代对已经“归明”的“蛮夷”不再以“蛮”视之而称之为“土人”,如果把“土人”理解为“夲地土生土长的人”恐未必尽然。 4、“御蛮”。 程节在广西任职,处理溪峒少数民族事宜是他绕不过的大事。史载“崇宁二年二月辛亥,安化蛮入寇,广西经略使程节败之”,起因略而不述。程节墓志铭载:“崇宁元年秋,安化蜂聚城下,肆剽掠,公发兵走之”。时间稍异,当是崇宁元年秋“入寇”、崇宁二年二月辛亥“败之”报捷。史载“其酋蒙光有者复啸聚为寇,经略司遣将官黄忱等击却之”,墓志铭说“公曰‘今虽挫,必再出。’阴遣四方馆使康州防御使黄忱备。融州诸蛮,果出乐善,逆战大破之。诏加公宝文阁待制,赐金紫。仍益屯柳城,尚入寇不已。公使阵于卸甲岭,复逆战,获酋首蒙光有等,并贼六百余级,牛羊器械三万”。接着“遣属官即军前招抚,而三万余人皆乞降,得旨复四堡旧境。乃亲领将士次古融,夷人老幼皆知公,望之涕泣,拜手加额曰:‘今再见父母,愿出赋租材用为王民’。兵不血刃,役未逾月,驿铺道无不治,虽三路进筑,而用度才十之一”。 广西宜州管下的羁縻安化州百姓生存以渔猎为主,谷物收成极少,伐木锯板到宜州互市换粮、盐补充不足,朝旨明令按价给值或无偿予以接济。除因宜州官府常常压价、拖款甚至不换给粮盐引发流血冲突之外,程节认为“安化玩恩,未尝痛诛治。凡饥歉账济犒赏,多伪冒,邀乞州县,寻辄生事”亦是引发流血冲突的原因之一。如何避免冲突发生呢?于是程节“因其乞降,人人必以忠孝字涅其手,故前日之患顿革”。凭手上的刺字的办法来防范冒领“账济犒赏”在其三万余人存活时可能有一定效果。后任广西者改发“券”为凭,“券”易失易毁,南宋绍熙(1190—1194)年间,知宜州沙世坚“换给蛮傜钱盐新券,刊刻所请斤重姓名,大书刻石,共一十八碑,以传久远”,比较程节可谓一大进步。 大约在崇宁二、三年之间,程节“请老辞位,留之不得去。一日,病,见宾客与家人,语感遇上恩之意。未既,晏然逝于桂州之使宅,时崇宁三年七月十六日也”,“年七十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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