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本与法条之间
2001年秋，坤哥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走进临桂*中高中部。校门口那棵老榕树被移走了，原地立起一块花岗岩碑，刻着“天下桂林商业步行街”。
父亲陈国栋变了。
他不再穿铁路制服，而是换上熨烫平整的POLO衫，脚踩一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每逢周末，他便开着二手五菱面包车，往返于东兴、凭祥与临桂之间。车厢里塞满越南咖啡、腰果、沉香木雕，还有印着“刘三姐”字样的绣球和油纸伞。
“都是桂林老乡在那边扎根了，”他晚上回家，一边数货一边对坤哥说，“边境开放，游客多，咱们不赚快钱，赚良心钱。”
母亲李秀兰也回来了——不是扫大街，而是站在柜台后。
她在刘三姐大酒店一楼租下半间门面，挂出新招牌：“秀兰土产·桂林三宝专营”。起初只卖辣椒酱、豆腐乳、三花酒，后来发现住店客人更爱买米面粮油——“出门在外，吃不惯外地米”，一位广东老板这么说。于是她悄悄调整方向，渐渐把货架换成临桂本地香米、全州米粉、永福罗汉果。不到两年，小店竟成了酒店后勤的定点供应商。
可生意好，账却难收。
有些旅行社签单挂账，一拖就是半年。李秀兰不识合同，只认“熟人面子”，结果年底盘账，竟有八千多元成了坏账。她急得睡不着，夜里翻来覆去叹气。
坤哥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他开始跟着母亲去要账。第一次站在旅行社办公室门口，手心全是汗。对方经理叼着烟说：“你妈又没签合同，我凭什么给？”
回家路上，坤哥沉默良久，第二天放学后，拐进了隔壁“王正义法律咨询所”。
老王律师五十出头，戴金丝眼镜，是临桂第一个自考法律本科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他没笑话坤哥，反而递给他一本《合同法实用手册》：“先看这个。下次要账，带个书面确认单，哪怕对方只签个名，都算证据。”
从此，坤哥的课余时间，一半在题海，一半在法条。他帮母亲拟了简易购销单，教她让客户签字；又用政治课本里的“民事权利”知识，帮隔壁水果摊主追回被拖欠的货款。老王律师拍他肩膀：“小子，你有这心思，不如考政法类院校。”
可高考终究是现实的。
2003年夏，坤哥查到分数——512分，刚过二本线。志愿填了广西师范大学法学系，却被调剂到南宁某普通本科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含法律基础方向）”。通知书寄到那天，父亲正在清点新到的越南榴莲干，手顿了一下，随即笑道：“南宁好！离家近，周末还能回来帮你妈搬货。”
母亲没说话，只是当晚多炒了个鸡蛋。饭桌上，她忽然说：“志坤，妈现在明白你奶奶那句话了——‘睁眼瞎’不只是不识字，是不懂规矩。”她顿了顿，“你学的，就是规矩。”
那时的榕山路，已是灯火通明。银行、手机店、房产中介如雨后春笋。弟弟小勇迷上了篮球，妹妹阿梅开始写日记，偷偷夹着隔壁班男生送的纸条。家里依旧挤，但冰箱里有了冻虾，墙上挂了日历，日历上圈着“9月1日——坤哥开学”。
临行前夜，坤哥整理行李，把老王律师送的《民法通则》塞进箱底。窗外，刘三姐大酒店的霓虹灯闪烁，“土特产”三个字在夜色中泛着微光。
他知道，自己没能进名校，但命运的路，从来不止一条。
只要脚下是榕山路，就总能走回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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