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胜门到新西门 —— 明代桂林贡院之变迁

清明谷雨

       在蒙元统治中原的近百年间，科举制度几乎陷入停滞。蒙古贵族对汉文化的疏离，使科举考试形同虚设，读书人晋升的通道被堵塞，“九儒十丐”臭老九的说法，道尽了元代文人地位的尴尬。

        元代之后的明代有没有桂林贡院？这平常不过的历史知识或可搜索DeepSeek-R1，小菜一碟。AI很快给出明确答案：明代贡院位于“明朝靖江王府内”。这答案令人哭笑不得，说明网络信息库中还没有积存下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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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历史，元末战争结束，明太祖朱元璋定鼎中原，面对的是一代几乎丧失科举记忆的读书人群体。这位开国皇帝在《大诰》中痛心疾首：“天下学校废弛，生员教法，实为虚文”。明代立国之初的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诏恢复科举，《皇明典故记闻》记载：“洪武三年五月诏设科取士，诏曰，……所虑官非其人，有殃吾民，愿得贤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士，以怀材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皇明贡举考》记载：“庚戍洪武三年京畿十一行省乡试”。明初首批乡试开科的有应天府及部分行省，广西压阵，排名倒数第一。

《皇明典故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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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连年的战争让许多学子死于沙场或无奈地放弃了学业，这使得在恢复科举之初，能通过科举选取的人才少之又少，这让朱元璋大失所望，导致刚刚恢复的科举制度停摆。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再次下诏启用科举制度，并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公布《科举成式》，制定了明朝科举成文法规，将科举考试分为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五级。明清科举一脉相承，长达五百多年之久，科举制度逐渐超越举荐制度，成为明清两朝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   在明太祖的科举政策引导下，广西科举蹒跚起步。
       明万历版《广西通志》记载，广西于“洪武三年开科乡试”，有名盧貺者中举并随后考中进士。明初科举停摆十余年后，广西又重开“洪武十七年甲子乡试”，桂林府有王溥、吴文一众人等考中举人，又中进士。

康熙版《广西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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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明代科举制度的基本规制，《科举成式》第二十三条特别强调“在京及各布政司搭盖试院房舍”，此规定可视为有明一代在京师及各行省省会之地创设贡院之始。从此，在全国各行省陆续创建了真正有独立空间建构的明代贡院。
       作为明代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各行省地方不同等级的考场有了明确的区分，京城和省会的科举考场称为贡院，府州县学的科举考场则称为试院和考棚。作为专指举行乡试和会试的场所，明朝在全国各省共建有十五座贡院，广西桂林贡院乃其中之一。

《皇明贡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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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十五座行省贡院关乎文运国祚，选址非常考究：“必择形胜之区，为地灵人杰之所”。贡院不仅要选择风水吉地，还要选择交通便利、有明显地理标识的地方，如桂林选址多近城门，方便各地士子往来省城。
       桂林贡院历史特别悠久，早在宋咸道年间，桂林知府张维敢为人先，早已在腾仙门构建独立贡院，其规模形制堪称上乘，为它省所不及。由于蒙元时期忽视科举的影响，唐宋时期的桂林贡院近乎废弃，欣欣向荣的科举事业不可避免地走向低谷。
       明初全国各省独立贡院开始建设，举步维艰，广西则在原有独立贡院的基础上重新起步。明初洪武年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桂林城池向南拓展，延伸至今西门桥、南门桥、文昌桥一带。随着城市的扩展，原位于唐代子城腾仙门的广西贡院也而随之南迁到桂林南部新区。

《桂林郡志》新郡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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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明代广西贡院的建设，历史名人蒋冕作有《广西贡院修拓记》，为后人揭示了有明一代桂林贡院建设的发展轨迹。
       蒋冕，字敬之，号敬所、湘皋，桂林府全州人，明朝中期政治家、内阁首辅，三国时期蜀汉名相蒋琬之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蒋冕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正德年间历任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等职。武宗驾崩，协助内阁首辅杨廷和除掉作恶多端的江彬，废除正德年间多种弊政。嘉靖三年（1524年），继杨廷和为内阁首辅，议大礼时，因反对世宗尊崇生父立庙，任首辅仅两月即被迫致仕还乡，三年后，被皇帝下诏夺去职衔。嘉靖十一年蒋冕去世，享年七十岁。隆庆元年（1567年），赐谥号“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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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冕青少年时代在全州读书成才，成化十九年（1483年）赴省城桂林参加乡试，高中解元。成化年间的广西贡院位于新西门内，从这座贡院走向京城的解元蒋冕不忘出处，对新西门贡院心怀感念。嘉靖三年（1524年），已官至内阁首辅的蒋冕遭免职，致仕还乡的蒋冕虽然无官一身轻，但时刻不忘家乡建设。嘉靖四年（1525年），广西监察御史谢汝仪倡修桂林新西门贡院，工程告竣，面貌焕然一新，蒋冕为之感奋，欣然应邀写下《广西贡院修拓记》。

《临桂县志》广西贡院修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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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冕的《广西贡院修拓记》体现明代考据学派文风，层次分明有条理。文章结构从考据广西唐宋贡院沿革起始，历史脉络梳理清晰；详细叙述了巡按谢汝仪主持贡院维修拓建工程细节、建筑规制，阐述了官员协作精神；文章最后转为阐发义理，呼应太祖"敦崇化原”理念，强调贡院科举的精神教化功能。全篇文字修辞骈散交错，善用对比，无愧为一代宗师手笔。惜时代变迁，今人难解古文意，为方便阅读，试将蒋冕古文大作简译为现代汉语：
       “仰思太祖高皇帝受天命统御天下之初，下诏全国设立科举考场选拔人才。广西虽远离京城，但早在洪武年间就已承袭唐、宋旧制修建贡院。唐、宋时期的礼部及各地州府贡院多建于朝代中期之后，如唐代礼部贡院设在尚书省前，另建专门考场；宋代贡院直到崇宁至政和年间才普遍设立。唯有我大明自开国之初便重视文教本源，历代君王不断完善制度，至今人才辈出，何其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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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贡院自明初至今一百五十余年间，历经三次迁址：唐宋时原在城西捲仙门，洪武初迁至武胜门马王阁南，天顺年间（1457年— 1464年）再迁新西门内临桂县治西北，即现址。虽规模较前两处有所改善，但始终受地势低洼、建筑逼仄所困。嘉靖乙酉年（1525年），监察御史谢汝仪巡察至此，正值科考之年，谢汝仪巡视考场后决意扩建。左布政使彭夔积极响应，与右布政使傅习等十余名官员商议，购置民居与宗室园林近二千丈，将考场扩建至原址三倍。新建监临堂、考校室等主体建筑，沿用旧制却焕然一新，自正堂至庭院、大门直至街市，皆用青砖白灰重新修整。"明远楼"矗立院中，南门悬挂"桂香"匾额，考舍增至一千五百间，更预留双倍空地以备未来扩建。移建仪门于旧街西侧，新建"应奎""起凤"两座牌楼。外立三座巍峨牌坊，正中题"天开文运"，东为"明经取士"，西书"荐贤为国"。建筑群气势恢宏，观者无不赞叹，连厨房、水井、吏卒居所等细节亦规划周详——此等规模为广西贡院创建以来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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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告竣之际，彭公来信嘱我作记。古时择士有射宫、泽宫之制，《礼记》载诸侯贡士须先经泽宫考核，方有资格入射宫比试。而今各州郡贡院实为古泽宫遗制。此次扩建使贡院“脱卑隘而就高明”，恰合泽宫需建于开阔临水之地的古礼。试想考场尚需追求高敞明净，士子求学更应胸怀磊落；若能以公心崇尚道义、砥砺名节，自然日臻崇高；若怀私利攀附权势、追逐钱财，终将堕入卑污。明辨是非而勇决取舍，全在学子自身抉择。望广西士子通过科考跻身朝堂后，皆能持节自立，不负朝廷栽培之恩、考官拔擢之美。        谢公执法严明，贪吏闻风敛迹。他数月间踏遍蛮荒之地平冤案、剿贼寇、安民生，烈日下奔走未及安坐，又促成此等盛举。彭公主理工程调度有方，未劳民伤财。余公升迁后，卢宅仁继任按察使，与彭、黄、廖诸公共襄试务，严格考纪，公正选才。郑锡文、王显高、柳轨等官员亦相继参与，共庆功成。依例当详录诸公功绩，故不揣浅陋撰此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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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冕的贡院记富有史料价值，记录了“广西去京师虽远，贡院在洪武初，巳因唐宋之旧而修治之”，由此阐述了广西贡院自唐代以来的源流历史。
        据蒋冕所记，在明朝立国后的一百五十年间，广西贡院“凡三迁其在城”，最早是“唐宋来巳然”的捲仙门贡院于明洪武初年“始迁武胜门马王阁南”，到“天顺间又迁于新西门内、临桂县于西北则今地是也。”蒋冕作记时距宋朝已相隔两代，故将唐宋时期的子城腾仙门误记为捲仙门，小误不影响贡院的演变。
        蒋冕记明代贡院于洪武初年迁址于“武胜门马王阁南”。查《临桂县志》：“明洪武八年增筑南城，……为门十二，曰东镇，曰就日，曰癸水，曰行春，曰东江，曰武胜，曰定西，曰丽泽，曰宝贤，曰西清，曰宁远，曰安定。”这十二座城门中就有“武胜门”，城门遗址位于今文昌桥北。《临桂县志》还有“马王阁”条目，称“马王阁在文昌门外象鼻山前”“阳江东注，经马王阁后出象鼻山。”“明蒋冕修贡院记云在武胜冂，武胜即文昌也。”

《临桂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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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胜门、马王阁是明初桂林的地理标识，这就明确了明初桂林贡院位于今天的文昌桥以南，靠近象鼻山的区域。桂林筑南城开辟城门的时间在洪武八年，那么迁建武胜门贡院的时间很可能在洪武八年（1385年）至重开科举的洪武十七年（1384年）之间。明初的武胜门在桂林城图上先后标注为“校场门”“文昌门”，最早的武胜门名称反而少为人知，以致清代《临桂县志》都要依据蒋冕的贡院记作历史地名考证。

《临桂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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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冕又记武胜门贡院于天顺年间再迁“新西门内临桂县治西北”，依据明代临桂县衙所在位置，“新西门”应该就是由洪武八年筑新城时的“定西门”改称。对于定西门名称后来的变化，《临桂县志》也有一番考据：“金通志有定西无文昌，其绘图则两门皆误作武胜，考蒋冕贡院修拓记云，始迁于武胜门马王阁，又迁于新西门。西门曰新西门，不云定西，今从金通志辨正于后。”由此看来，桂林古城门名称的混乱并非今日，清代对明代城门的辨识已有分歧。

《临桂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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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四年，巡按谢汝仪上任粤西，正值嘉靖乙酉科取士之岁，见新西门贡院“卑湫险陋为病”，决意“力图恢拓”。在左布政、右布政等一众大小官员的共同努力下，扩建贡院“约袤二千余寻，广视袤增三之一”，使得“监临有堂，考校有室”、“庭中有楼，匾以明远”、“展试士之舍至千五百闻，而其有余地尙倍于此”也。谢汝仪重修扩建的新西门贡院一直沿用到明末崇祯壬午科（1650年）最后一届乡试，历时1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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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冕文章内容丰富，除贡院事物，还叙述了监察官员谢汝仪“以洗冤泽物，殄寇安民为务”，“持宪严明、奸墨望风畏避”的事迹，展现了一位廉政勤政，执法严明的好官形象。此外，还有具体组织贡院工程施工的彭公“协志弁力为是，钜役而劳费不及于民”的工作表现，值得称道。贡院工程竣工后，巡按“谢公监临试事，卢公暨彭、黄、廖三公实同事于院，防范之严，去取之公，谢公蓋不遗余力”。既有贡院修建，又有乡试开科，考官监临，如此功德圆满之桂林大事，曾经的新西门贡院解元蒋冕“不可不书”！

蒋冕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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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蒋冕称颂不已的巡按谢汝仪，字国正，号果庵，浙江鄞县人。正德八年癸酉科乡荐，正德九年（1514年），联中甲戌科进士，授江西余干县知县，擢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嘉靖初印马于北直隶、山东、河南，嘉靖四年巡按广西，修造桂林新西门贡院时年三十七岁，年富力强。嘉靖十年升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十一年官至江西按察使。时祖母周氏年逾九十，回家省亲，半月后祖母病卒，哀毁成疾，嘉靖十五年二月卒，年仅四十有八。谢汝仪以为官敢言著称于朝野，多次上书弹劾外戚、中官，曾请诛谷大用等不法官员，声名远播。

漳州云洞岩谢汝仪诗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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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版《福州府志》记谢汝仪在福建为官事迹：“嘉靖间福建按察司副使，奏设诏安县，安边馆，立墩台，蓄番兵，为一方保障。视臬篆，晋江县巡检张隆为海贼劫杀，捕之未获，会漳州民陈大渊等贩粟至，舟中有防盗器械，为捕者所诬，狱成，瘐死已六人，莆田民彭僧亨等诬讦人命，汝仪廉得其实，俱出之。巡按御史以闻，诏擢用，终江西按察使。汝仪平生峻整，终日斩斩，未尝轻语笑，众中默若无臧否，遇大事壁立不可犯”。
        谢汝仪名载《两浙名贤录》，《浙江通志》、《福州府志》、《鄞县志》均有其传。谢汝仪在广西平定田州土司叛乱，改土归流，卓有成就，其重修桂林贡院之举更是功绩无量，应当为桂林史志铭记。

《福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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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冕文章称新西门贡院“庭中有楼，匾以明远”，这明远楼是明代贡院中最为引人瞩目的特有建筑。明清两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完备阶段，科举考试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密，其贡院建筑也逐渐定型，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规范程度较高的建构空间。在贡院规制定型的过程中，明远楼尽管出现较晚，却对贡院空间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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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监控考场号舍的高层建筑，多为三层，上层四面开放，居高临下，考场情况一览无余，可以发现作弊情况，从而使贡院威严更显突出。由于明远楼的存在，贡院前半部空间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明远楼为中心的考场区域，另一部分就是以至公堂为核心的考务区域，区域分工更加明确。明远楼的形制及用途被朝廷认可后再没有变化，在清末各地贡院留存的老照片中，明远楼成为贡院建筑最重要的标配。
        明远楼的出现与贡院建筑布局的最终定型应该有一个过程。明远楼先是在南方贡院出现，后来才逐步被北方贡院采用，至于最早的明远楼起源于哪个行省目前尚无定论。据史料记载，明代弘治年间，云南、福建、浙江在贡院考场建造高楼，且径自以“明远”命名。而今对桂林明代贡院历史进行梳理，发现桂林的明远楼或许才是最早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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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桂县志》记载，桂林“明远楼在府治，元建。”当时的府治即唐代子城，明远楼很有可能就建在子城城墙或城门之上，与唐宋贡院近在咫尺。至于“明远”的含意，则称“古之有天下者法焉，必求诸天下之贤，托之以耳目之寄，以成天下之能。”明远楼居高临下，可监视贡院考场，这座建于元代的桂林明远楼或许会被贡院借鉴利用，明代继续沿用于桂林扩城后的新贡院。
        桂林明代新西门贡院初创于明天顺年间，嘉靖年间由谢汝仪重修，新西门贡院明远楼或许始建于天顺年间，如属实，则桂林明远楼建楼时间早于南方其他行省贡院数十年。也就是说，明清两代贡院的标志性建筑明远楼极有可能起源于桂林的明代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