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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腹地，有一座以“山水甲天下”闻名的城市——桂林。而在这座城市的西翼，临桂区（原临桂县）尤其是其核心区域临桂镇，与桂林老城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部地理变迁史，更是一段交织着行政隶属、资源分配、法律边界与城市融合的复杂叙事。本文试图从历史纵深出发，梳理自秦代以来桂林市区与临桂镇之间的联系，并探讨二者未来如何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
一、历史渊源：从秦代设郡到明清同治
桂林与临桂的联系可追溯至秦代。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为统一岭南，开凿灵渠，连接湘江与漓江，打通南北水道。灵渠的南端即位于今兴安县境内，但其水系直通漓江，贯穿今桂林市区及临桂地域。秦在此设桂林郡（郡治不在今桂林市，而在布山，今贵港一带），虽非今日之桂林，却奠定了“桂林”之名的历史根基。
至汉代，今桂林地区属始安县，县治就在今桂林市中心。而临桂地域长期作为始安县的西部辖地，行政上从未分离。唐代改始安县为临桂县，县名源于“临近桂岭”之意，自此，“临桂”正式成为这片土地的行政名称，并延续千年。
明清时期，临桂县为桂林府附郭县，即府治与县治同城——府衙在今桂林市中心，县衙亦设于城内。这意味着临桂不仅是桂林的政治中心组成部分，更是其文化、经济的核心腹地。清代两广总督岑春煊、状元陈继昌等皆出自临桂，足见其地位之重。
二、近现代行政区划调整与法律边界演变
进入20世纪，随着城市扩张，桂林市区与临桂的关系开始出现张力。
1949年后，临桂县仍属桂林专区，县治驻桂林城内。
1950年代起，桂林市逐步扩大城区范围，部分原属临桂县的乡镇（如雁山、柘木等）陆续划入桂林市郊区。
1980年代，临桂县政府迁出桂林老城，迁至临桂镇，标志着行政中心西移，也埋下了“双中心”格局的伏笔。
2013年，国务院批复撤销临桂县，设立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成为新区政府驻地。此举在法律上完成了“县改区”的体制转换，临桂正式纳入桂林中心城区体系。
然而，这一过程中也伴随若干法律与治理纠葛：
土地权属争议：在撤县设区前后，部分城乡结合部土地因历史登记不清，出现桂林市自然资源局与临桂区政府对同一地块管理权限的争议。
财政与事权划分不明：设区初期，市级与区级在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职责交叉，导致部分项目推进缓慢。
规划冲突：桂林老城强调历史文化保护，而临桂新区侧重现代城市开发，在交通、生态廊道衔接上曾出现规划断层。
这些并非恶意对抗，而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制度调适滞后所致。
三、协同发展：破除壁垒，共建“大桂林都市圈”
面向未来，桂林市区与临桂区不应再是“主城—郊区”的旧思维，而应构建功能互补、空间融合、治理协同的共同体。
1. 统一规划，强化交通互联
加快推进桂林轨道交通1号线西延至临桂新区核心区，实现30分钟通勤圈。
统筹漓江—桃花江—相思江水系治理，共建生态廊道，避免各自为政的河道整治。
2. 产业协同，避免同质竞争
桂林老城聚焦文旅、非遗、高等教育；
临桂新区发展数字经济、会展经济、高端制造（如华为信息生态产业合作区已落户）；
建立跨区产业引导基金，鼓励企业总部在老城、生产基地在临桂的“飞地模式”。
3. 法治保障，明确权责清单
制定《桂林市临桂区与主城区协同发展条例》，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厘清市级与区级在土地、环保、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权责边界。
设立“桂林—临桂联合治理委员会”，由市政府与临桂区政府共同组成，定期协调重大事项。
4. 文化认同，重塑“临桂即桂林”意识
挖掘临桂作为千年附郭县的历史价值，在新区建设中融入“府城—县城”文化符号；
联合举办“临桂状元文化节”“灵渠—漓江文明论坛”，增强市民对两地一体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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