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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味道
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老家(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岭脚镇武界村)过年了。
一个原因是养我的那个老人已经过世,另一个原因是自己也步入知天命的年龄。我知道,即使我再回去过年,无论如何也找不回童年过年的那份心情了。
那时候过年,对一年到头没有吃几餐肉的孩子来说,自然期盼着年夜那一餐颇为丰盛的年饭。不过我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所有过年的快乐,其实和年饭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倒是有两件事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是写春联。那时候我们村里过年贴春联的人并不多,但我家是每年一定要贴春联的。“文革”的时候,街上没有春联卖,我们家的春联都是用毛主席的诗词代替的。
写春联的二伯爷是一个退休的老师,长得一脸福相。他的儿子我叫四兄,是现役军人,还是空军。我们平时就喜欢去二伯爷家的厅屋看镜框上的照片,照片上的四兄,或者站在飞机旁,戴着飞行员的头盔;或者在天安门广场,背景就是天安门。写春联的时候,二伯爷就在厅屋里,他叫我帮他磨墨,他就用小刀小心翼翼地把我带来的红纸裁开,然后还要在红纸上折出一个一个“米”字的格子。做好了这些,看我的墨还没有磨好,他就会亲自动手,手腕在墨砚上快速地摇动,墨香一阵一阵飘散开来。
要写字了,我在一头抬着红纸,二伯爷把粗大的毛笔头,往墨水里一泡,然后在墨砚旁边拖拖,再拖拖,往“米”字格上一挥:“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14个大字,熠熠生辉。写完了我家的春联,二伯爷说,再帮下屋的“罗炳”写一副。他写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写完以后,二伯爷“嘿嘿”地笑了笑。
二伯爷写春联大约写到上世纪70年代末。后来因为患了白内障,碗大的字都看不清楚,就不写了。有相当一个时期,村里写春联的担子就落到我的身上。几乎每次年三十晚,拜神了,我家楼上还摆满了墨迹未干的对联。我的字和二伯爷的比较,虽然可以说是相去甚远,但是得益于我在外地的一个工地做宣传,抄写过不少工地的墙报,我写的春联还是能够让村民接受。只是后来我回家过年经常匆匆忙忙,有时候到年夜才到家,加上街上卖的印刷的春联也慢慢多了起来,村里人就慢慢不再找我写春联了。
第二件事是拜神。在我们村子,平时拜神一般就在家里拜一下祖宗,唯有过年拜神,除了拜祖宗,还要拜水、拜树、拜石头。根据家中孩子五行缺少什么的情况,确定过年时候需要拜什么。五行缺水的,要到一个叫“双头河”的地方拜水边的一块巨石;五行缺木的,要到一个叫“社山”的地方拜一株千年的古樟;五行缺土的,要到一个叫“石主”的土坛上拜一块石板……我五行缺水也缺木,所以经常要拜了水边的石头,再拜社山的樟树。
拜神的时候,只见满村子到处香烟缭绕,爆竹声此起彼伏。有时候因为拜神的人太多,需要排队等候。这个时候,每个人带来的贡品就会成为参与拜神的人的谈资:火石的鸡好肥,木太的慈姑好大;如果有人拜神的鸡是瘦的,大家就会笑笑他:“怎么样,你家的鸡也太辛苦了吧,瘦得皮包骨。”那个人被笑得不好意思地说:“人都瘦啦,鸡怎么能够肥?”大家哈哈大笑。
一年一度的年夜,拜神是最能够体现一家人过得顺不顺的信号。生活好一点的人家,一般是有在外边“吃国家饭”的家人,往往中午12点刚刚过去,大人就带着几个孩子,挑着鸡公米饭,自信地在村子的河里山里转来转去了。日子过得艰难一些的,经常要到傍晚,太阳快要下山了,才吆喝着儿女,从山路上、田埂上匆匆忙忙往目的地赶。有时候遇到下雨,拜神的时候怎么点燃火柴都颇费心机。那时候我家后边是一个“石主”,往往听到爆竹声在屋后响起,在写春联的我和屋里的村人说:肯定是某某拜神了!大家到后窗一看,果然就是他。
像这样拜山拜水过年的情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淡出了我的生活。因为我们长大了,特别是成家以后,原来小时候的“乳名”(一般五行缺什么就带一个什么字)就宣布不再使用。这个时候要举行一个叫“脱痕”的仪式,请来道士在原来“契名”的地方做一番法事,以后就不用再到这个地方拜祭了。
大约是因为拜山、拜水和童年的生活有关吧,我知道,我就是现在回家乡,再过一个准备得怎么样丰盛的年夜,我的心也回不到童年,拾不回那时候的无忧无虑了。
(本文选自覃炜明著《活在吾乡》一书,该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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