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春门举人龙应中 ——康有为高足弟子的人生轨迹（上）

清明谷雨

行春门举人龙应中 —— 康有为高足弟子的人生轨迹（上）

       清代末年，桂林城垣完好，城东由北向南依次有东镇门、伏波门、行春门、东江门等临江古城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科王城贡院乡试，行春门内正街的龙家子弟龙应中中式第十八名，时年19岁，成为行春门龙家第五代从王城贡院走出来的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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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应中的事迹未见有传记，因其名不列《桂林市志-人物志》，《桂林历史人物录》一书亦无此人，故少为人知。传说龙应中是大清桂林状元龙启瑞的孙子、晚晴政治家康有为高足弟子，非寻常人等，故将龙应中事迹从相关史料中搜索提取并作文字整理，粗线条勾勒出举人龙应中较为完整的人生，作为非桂林著名历史人物资料留存。

一、举人龙应中的朱砂卷

       龙应中考中举人后印制朱砂卷，朱砂卷中记有其个人履历：龙应中，派名延佑，字伯纯，光绪戊寅年（1878年）生人，广西临桂县学附生。龙应中是家中独子，上有胞姐三人，下有一子一女。

       朱砂卷记有龙家十代家族谱系。龙家前五代为桂林寒门，直到后五代才有起色。龙应中高祖龙济涛，乾隆甲寅恩科举人，嘉庆辛酉大挑二等，历任武宣、柳城县教谕，南宁横州学正，平乐府教授。曾祖龙光辅，嘉庆戊午科举人，丁丑大挑一等，分发福建，历任永定、将乐、海澄、屏南、连江等县知县。祖父龙启鹏，道光癸卯科优贡，丙午科副榜，候选教谕。父亲龙维椿，同治壬戍恩科举人，咸宁宫官学汉教习，融县、来宾县教谕；南宁府学教授。龙应中后来也是教育家，一家六代有五代从事教育，可谓桂林行春门书香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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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砂卷要填写授业师，龙应中的授业师有桂林宣城书院讲习石成峰、榕湖、孝廉书院讲习周璜、经古书院讲习龙朝中、秀峰书院讲习曹驯等人。都是清末桂林知名的教育家。

       在龙应中的恩师中，有位亲戚授业师是“姑父周冠卿夫子印永”这位周永是“灵邑癸酉举人，前任河南原武知县”，娶了龙应中的三姑母。周永是灵川江头洲村周氏“五代知县”中的最后一代知县，桂林古莲文化街立有其雕像一尊。周永在离家赴任之前即热心教育事业，他变卖家产，兴办通致、中正、蒙正三学堂，普及家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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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应中还有一位亲戚授业师是“姻伯唐薇卿夫子印景崧，灌阳县人，乙丑翰林，前署台湾巡抚，现主榕湖、桂山书院讲习。”这位“姻伯”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大总统当不成了，才回桂林书院教学生，成了龙应中的授业师。至于龙、唐两家如何结为成姻亲，硃卷未记，不知。直到今天将此文上传人文版，灌阳好友唐宏权先生见贴微信急告之：“授业师唐景崧，其弟唐景崇的夫人为龙氏，所以称‘姻伯’”。特在此补述并致谢。

       唐景崧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选为翰林庶吉士，学识渊博。光绪甲午年署理台湾巡抚，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唐景崧被举为 “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在乙未战争初期抵抗日军，失败后仓皇内渡，被清廷勒令休致回籍，晚年居于桂林榕湖之畔，教书育人编桂剧，一度与康有为过从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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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应中朱砂卷还列有九位“知业师”，主要是丁酉科乡试的监考官员，最大的官是“史绳之父子印念祖”，史念祖为“现任巡抚，本科监临”；还有“游子岱夫子印智开”，游智开为“现任广西布政使、本科外提调”；还有“蔡仲歧夫子印希邠” ，蔡希邠为“现任广西按察使，本科外监试”。另外几位官员也是这次乡试的外监事、内监事。

       史念祖、游智开、蔡希邠都是当时广西的当权派，他们对维新人物康有为极为推崇，并且从财力、物力上支持康有为的变法宣传与组织活动。而龙应中朱砂卷所列最后一位授业师正是“康长素夫子印有为”！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癸巳举人，乙未进士，工部主事”。清末维新运动大名鼎鼎的康有为怎么会成为龙应中的授业师，说来话长，另为一节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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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康有为的高足弟子

       康有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晴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清代晚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腐败的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光绪十四年（1888年），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但因遭到顽固守旧的大臣“阻格”而失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康有为联合1300多名举人“公车上书”，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康有为倡导维新运动，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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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应桂林开明士绅龙泽厚之邀，康有为第一次前来桂林讲学。在桂林期间，他鼓吹变法维新，提倡办报纸，兴新学，启迪民智。康有为当时的地位仅仅是清朝的举人“孝廉”，声名不大。其聚徒讲学，听讲的有临桂县学附生龙应中、况仕任等二十来人。龙应中时年16岁。

       康有为弟子龚寿昌撰有《康有为桂林讲学记》，广西文史研究馆廖中翼撰有《康有为来桂讲学概况》，这两篇文章都提及康有为的弟子龙应中。廖中翼先生的文章中记述：“龙泽厚闻康有为来桂之讯，即邀集龙应中（一名致泽、字伯纯）、况仕任（字晴皋）、龙朝辅（字佐臣）、赵懿年（字兰生）等商榷开馆地点及设备一切事宜”。由此可知龙应中是最早参与接待康有为来桂林的学子之一。

       康有为讲学的地点在叠彩山景风阁，当“康氏第一次来桂讲学，及门之弟子，除发起与筹备之龙泽厚、龙应中、况仕任……”等人外，还有汪凤翔、程式榖等二十余人，“均列门牂，参加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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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第二次来桂林讲学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初十，这时的康有为已经是清朝的“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因公车上书而名动一时。康有为在广东“忆及桂山诸弟子，正欲有事于广西，函达龙泽厚等，拟重游桂林，于十二月初旬成行”。

      “龙泽厚闻康师重来，即邀集龙应中、况仕任、汪凤翔……等筹备欢迎事宜，仍决定以桂山风洞侧面之景风阁为寓居之所。康氏第一次来桂讲学及门受业者有龙泽厚、龙应中、况仕任……等廿余人均参加圣学会为会员。”这次来听康有为讲学的除龙应中等旧有弟子外，另招新生40名，新录取的学生多是向往新学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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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第二次讲学方式与第一次略有不同，这次讲学按照康有为指定阅读的中西书籍，由受学者依照课程自行研读，“并将心得作成札记，或写质疑问难，送交学长龙应中、况仕任汇集，分别拟具答解意见，汇呈康氏批答。”“经批答后，发还相互传观，学子受益不浅。”

       龙应中、况仕任作为学长，协助康有为授课讲学，学生作业由他们先行“拟具答解意见”，再交由康有为批答。这时的龙应中已是康有为看重的高足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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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宗师马君武当时年少，对康有为在桂林讲学也有记忆：“君武时以年幼，未克入门为康氏弟子”，然而“常从龙、况诸人问学，自此始知有新学、旧学之别。”马君武回忆当年“初应童子试，格于籍被屏，遂不屑屑于举业。从龙泽厚、况仕任、龙应中诸先进问学，以是识新旧之涂辙”。《马君武年谱》则记：“十五岁，友况晴皋、龙伯纯，告以康有为读书法”。以上说的都是马君武少年时即与康有为的学生龙应中、况仕任等交往，是康有为弟子的弟子。

三、《广仁报》的主编和主笔

       作为康有为的桂林弟子，龙应中最初的工作是协助康有为组织创建维新组织“圣学会”，创办《广仁报》。当时广西当权的有三驾马车，即巡抚史念祖、布政使游智开、按察使蔡希邠，他们都支持康有为的变法宣传与组织活动，广西圣学会成立时，史念祖、游智开曾分别拨款、捐款以助之。桂林士绅名流如周璜、唐景崧，岑春煊等都与康有为有交往。康有为在桂林讲学、组织“圣学会”，创办“广仁学堂”， 创办《广仁报》等活动得道多助，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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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有报纸始于清末，首创人即为康有为，办报经费由唐景崧、岑春煊等人捐助。1897年4月16日，在《广仁报》在桂林创刊发行。作为圣学会的机关报，《广仁报》以提倡新学，开通风气为宗旨，反对“禁说国事，禁止宣言，禁倡清议”。

       据《戊戌变法前后重要的维新派杂志》记载，《广仁报》的主编为况仕任、龙应中，而且还是主笔。与龙应中同为主编的况仕任，字晴皋，是龙应中县学附生同窗，两人一起参加乡试中举，又同为协助康有为讲学的学长，同时参加康有为的 “圣学会”，都是康有为的高足弟子，由他们主编《广仁报》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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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廖中翼所述，“圣学会于丁酉三月七日成立，《广仁报》即于四月中旬出版，广西省会耳目一新，社会人士见闻日广。报刊之作用，诚灌输知识，开通风气，激发人心之重要工具。主持其事者，意旨固有所在，而分任其事者，识力亦良可佩也。”“龙、况诸人，均能继承师说，发挥要旨，为《广仁报》文坛健将，所为文章，又复激越动人，在出报年余期间，广西之民风士气，为之一变”。

       《广仁报》每月出版两期，线装成本，土纸木刻。内容有论著、时事、新闻、地方要闻、中西译述等。论著多以“外患日亟，非变法维新不能挽救”为主题，在唤起国人发愤图强，开通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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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出走海外，桂林圣学会被迫停止活动，《广仁报》也随之终刊。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秋，况仕任、龙应中这二位《广仁报》的主编参加广西乡试，同时考中了举人，支持维新运动的广西巡抚史念祖、布政使游智开、按察使蔡希邠成了龙应中的“知业师”。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乡试同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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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4月期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成立变法维新的重要团体“保国会”，宣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当时签名者共186人，其中有广西旅京者共10人，这10名首批会员中有正在北京的况仕任、龙应中及桂平程式榖，他们都是康有为在桂林讲学时的弟子。

       据龙应中回忆：“我与况仕任、黎尚元三人于康师离桂后，即应丁酉本科乡试中式举人，入京会试，适康师在京组“保国会”，三人即参加……，可见桂人入会之踊跃”。

       以保国救亡为宗旨的“保国会”得到了众多爱国人士的赞同和参加，然而它却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诽谤和攻击，成立不久即不得不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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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仁报》停刊后，龙应中离开桂林，与胡汉民等人一起前往梧州中西学堂任教，从此开始了教书育人的人生。

       梧州中西学堂创办于1896年，是广西第一所近代中学，有师生100多人，分为中文、西文两班，龙应中与胡汉民任该校国文教员。李济深当时在中西学堂就读，是他们的学生。因胡汉民等人授课内容离经叛道，被人告发，结果被梧州守旧势力驱逐出境。想从教育入手进行救国活动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梧州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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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州“时敏学堂”教员中坚

       据《广西地方志》所刊《清末维新变法活动中的广西知识分子》介绍，康门弟子中，桂平程式榖等广西各县学生“皆各回原籍，各本所学，承其师说，宣传崇尚实学，提倡变法维新”。“转到省外工作的圣学会成员如汪凤翔、况仕任、龙应中在广东”，“凡此皆桂人在康门之卓著人物，皆各在外本其师承，相机传布。”

       龙应中到广东后改名龙志泽，因其字“伯纯”，故又称龙伯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名异而实为同一人。

       龙应中转到广州，应聘于时敏学堂。时敏学堂是在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直接影响下，于1898年创办的广东首家民办新式学校，取名时敏，寓意敏于时务。黄炎培在《清季各省兴学史》中写到：“广东省前清末年最早创办者，为广州时敏学堂”。时敏学堂创办人是广州新型教育的先驱者邓家仁，邓家让，邓氏兄弟是康有为教育思想的实践者。学堂“延聘教习”，教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科。这些课程与科举出仕无关，都是当时人们眼中的“无用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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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敏学堂延聘的教习中有康有为的弟子，时称“康有为弟子龙应中、程式毂（即程大璋）为教员的中坚”。程大璋也是康有为在桂林所收弟子。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康有为到桂林讲学，“大璋负笈就读”，是年在桂林应乡试，考中第二十名举人。因此，程大璋与龙应中同为康有为的学生，圣学会会员，又是广西乡试的同科举人，故为同门好友。程大璋翌年赴京会试，积极参加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是“公车上书”的起草者和签名者之一。1898年4月，程大璋与龙应中同时参加康有为的“保国会”。1898年9月，程大璋任朝廷户部主事，居京城南海会馆，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一起被捕，差一点成为“戊戌七君子”。程大璋获释之后，入时敏学堂任教，与龙应中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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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时敏学堂任教的还有龙应中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汪凤翔。凤翔号“千仞”，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1901年）临桂举人，与龙应中同为康有为的弟子、圣学会成员。

       作为广东第一个新式学堂，时敏学堂师生被人骂作“康党”。面对 “学而无用”的嘲讽，龙应中等“教员的中坚”不为所动，在他们的坚持努力下，时敏学堂办成广东名校，培养出许多人才。

       时敏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中，有辛亥革命志士，同盟会创会会员黎仲实；学生陈焕章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界重要人物；学生伍大光后来被誉为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者；学生萧友梅后来被誉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所作《卿云歌》1920年被定为当时的国歌。时敏学堂教授的“无用之学”，培养出了有成就的文化大家，有力地证明了“无用之学”的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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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地方志专家邬庆时曾在时敏学堂学习达7年之久。1928年，适逢时敏学堂创办30周年，校友举行纪念大会。邬庆时有感而发，撰成《东斋杂记》一卷，写他在时敏学堂的亲历亲闻，富有史料价值。　

       邬庆时在回忆录中写道，昔日所学，在当时完全可以称为“无用之学”，因为科举未废，即使学成毕业，也难以找到一分优渥的差事。可恰恰因为不盘算饭碗的缘故，远道而来的学子都抱着纯粹的热情来求知，因此“学者专心读书，教者认真授课，相亲相爱，俨如一家，学风之良，二十年来不可复见矣”。

       邬庆时称时敏学堂老师中有不少卓荦之士，对近代中国有着重要影响。如老师“龙应中，字伯纯，广西临桂人，是1895年康有为在广西讲学时所收弟子，为时敏学堂学生讲修身课程”。邬庆时刚入学不久，龙应中为其题扇，其词惊世骇俗，颇有康有为风格：“精悍如日本之壮士，视刀剑如面包；名贵如意大利之美人，驰宝车于人海；气如西伯利亚铁路，吞吐全球；脑如英吉利城都市，罗列万有。以天地为学堂，以时刻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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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康有为的弟子，龙应中在时敏学堂如鱼得水，在任教的同时，著有教习讲义著作，同时积极参与支持创办“广东女学堂”。

五、广州“广东女学堂”校董

       清代末年，广州有位被誉为“贞德之化魂”的杜清持女士，倡导女权、力主创办女学，晚清小说《广东新女儿传奇》即以杜清持办学作为小说故事原型。据杜清持1929年发表在《紫罗兰》杂志上的《倡办广东女学之回忆》等旧文介绍：1902年，杜清持将一篇《论办女学当先开演说会》的论说文发表在报纸上。文章一经发表，即为广州“时敏学堂监学龙志泽（字伯纯）、汪风翔（字千仞）所见，二人非常感佩，同来杜宅造访，约定每星期假日，以时敏学堂为开会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