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太平府铜鼓收藏故事

清明谷雨

铜鼓的最早的记载始见于《后汉书》：“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东汉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秋，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征战交趾凯旋而归。马援将缴获的骆越铜鼓熔化，铸成铜马献给皇帝刘秀。马援此举，寓意深远。

马援将军

在雒越文化中，铜鼓是权力与神圣的象征，地位堪比中原的“九鼎”。它被用于祭祀、征战等重大仪式，足见其在社会信仰中的核心地位。铜鼓的铸造工艺精湛，纹饰丰富，是南方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至今仍在南疆各民族传承使用。

关于铜鼓的形状及铸造年代，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有介绍：“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状若烘篮，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据其上”。“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此非三代彝器，谓铸当三代时可也”。由此可知，铜鼓出现年代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历史相当久远。

周去非《岭外代答》铜鼓

南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对广西铜鼓亦有描述：“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传为马伏波所遗，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两人舁行，以手拊之，声全似鞞鼓”。

关于的铜鼓产地分布、用途及价值，明代邝露的《赤雅》所载《伏波铜鼓》称“两粤滇黔皆有之，东粤则悬于南海神庙，西粤则悬于制府厅事”。“夷俗赛神宴客时时击之”。“重赀求购多至千牛”。

邝露《赤雅》伏波铜鼓

清乾隆元年（1736年），诗人袁枚远行广西，写有广西纪游怀古诗。袁枚拜谒巡抚金鉷，以一篇流传千古的《铜鼓赋》获得赏识。金巡抚奏疏举荐，袁枚由此声名远播，广西铜鼓之赋成为他仕途上的奠基石。

清道光年间，桂林著名诗人“杉湖十子”之一的李宗瀛作《铜鼓歌》，歌记所见“雒越铜鼓”之美：“桄榔晚日一迴射，翡翠纯绿丹砂朱。铜精露尽铜质化，斑斑古色周秦余”。关于铜鼓的历史考究，则称：“虞衡旧志曾记载，探奇祖典从石湖”。范成大自号石湖，范石湖最早记录了广西铜鼓。

《杉湖十子诗抄》李宗瀛《铜鼓歌》

清嘉庆年间，广西巡抚谢启昆主修《广西通志》，精心辑录了三十条关于铜鼓的史料，并逐一加以考证，从而开启了广西铜鼓专题研究的先河。《广西通志》中的“金石略铜鼓考”辑录了桂林、梧州、桂平、柳州、南宁、贺县、博白、玉林等地收藏的铜鼓，其中有太平府“铜鼓在崇善县城（府治所在地）城隍庙，相传汉伏波将军马援所置”一则记载。

地处南疆边陲的太平府是当年伏波将军马援出征交趾，得胜凯旋归来的边关重地。太平府的铜鼓自古有名，传说与马援征交趾有关，太平府方志及地方官诗文多有反映。

明初内阁首辅解缙贬官“交趾布政司右参议，督饷化州”。《太平府志》录有解缙所作《龙州》诗四首，其二记述了南疆太平盛世铜鼓声喧的赛神场景：

波罗蜜树满城闉，铜鼓声喧夜赛神。

黄帽葛衣圩市客，青裙锦带冶游人。

清初康熙癸巳科进士甘汝来于雍正年间擢太平知府，后三迁至广西巡抚。甘汝来任职太平府时作有《伏波铜鼓》诗：

骆越古器夸铜鼓，冶铸工绝胜雕组。

伏波所遗制尤精，闻今存者犹四五。

壶城神祠亦得一，古光古声足摩拊。

我初至郡谒明神，瞻拜已毕顾庭庑。

望古遥集寻遗踪，千虚烏有复何靓。

外史荒唐良可嗤，按图索亦等膠柱。

兌戈和弓随劫灰，夏鼎商夔化焦土。

有形必敝固其常，区区奇技何须数。

不朽惟应铜柱标，万古千秋兀撑拄。

甘汝来对骆越铜鼓精湛的冶铸工艺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伏波所遗”铜鼓最为精美，存世不过三五件，其中有一件保存在“壶城神祠”，即太平府署地“崇善县城城隍庙”中，视为神品。

太平府铜鼓神品难得一见，甘汝来求之不得，无缘拥有，倒是后任的太平知府查礼与铜鼓有缘分。

乾隆二十年（1755年），顺天宛平人查礼出任太平知府。任期长达八年之久。机缘所致，获得一件珍贵的太平铜鼓，查礼为官不事张扬，其所作诗文对铜鼓来历只字不提。查礼回归故里后，将存放这件铜鼓的书斋命名为“铜鼓书堂”，其铜鼓收藏方为人知。查礼后人为其刊刻遗著，题名《铜鼓书堂藏印》、《铜鼓书堂遗稿》‌。可见太平府的经历是查礼终身难忘的记忆。

嘉庆十年（1805年），又有苏州黎里蒯嘉珍来守边城。蒯嘉珍文人士大夫，知历史，爱文物，守南疆边关，留心属地秦汉遗存。

蒯嘉珍在太平府作《铜鼓歌》，此歌洋洋洒洒七百言，其叙文讲述了一个马援铜鼓的收藏故事：“铜鼓为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阯时所遗，官粤西者往往求之不得，余既贰守太平之明江，其地即秦象郡，为今越南国关隘出入处。然询之土人，皆不知有鼓也。洎兼宁明州事，巡阅所属于土司廨中，覩一鼓植兰草其中，若不甚爱惜者，急加拂拭，羌无铭识，土司言家藏已数百年矣。案范史本传，援于交阯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式还之，此鼓或所遗，古泽吰响，洵可宝爱。我友冯司马观潮闻之，购以赠余，爰泚笔成七百言，既志古器之仅存，兼佩良友之厚意云” 。

太平铜鼓珍贵难得，继太平府知府查礼之后，时任太平府明江同知兼署宁明州守的蒯嘉珍也与铜鼓有缘。公务之余，蒯嘉珍拜访当地土司，在土司庭院中瞥见一个种兰花的大花盆，再作端详，竟然是被倒置充土养兰花的古铜鼓。蒯嘉珍擦去铜鼓花盆上的泥土，敲打一下，声音洪亮，“洵可宝爱”。蒯嘉珍认为这尊铜鼓是马援征南遗物，即“此鼓或所遗”。见蒯同知对铜鼓爱不释手，有好友“冯司马观潮闻之，购以赠余”。蒯嘉珍得到铜鼓后喜不自禁，写下《铜鼓歌》，以记“良友之厚意”、“志古器之仅存”。

蒯嘉珍的《铜鼓歌》诗写南疆边境状况：“游兆之年谷雨夕，同守明江初捧檄。山川虎视粤西边，堡砦犬牙越南国”。写其履职守城巡边经历：“宁明兼绾刺史符，遍察土酋路险僻。偶来巡视思州城……”。写其寻访当地摩崖石刻情景：“平生不作山水廉，到处每搜金石刻。扪萝剔藓若干字，踏阁攀林几雨屐”。写其初见土司家铜鼓时的印象：“……瞥见骆越鼓尚存。黝然不殊积铁黑，带水拖泥鼓一戹”。写其如愿以偿获得铜鼓的欢欣：“冯君赠我此鼓奇，宝气熊熊撼四壁”。“我来抚此百感生，镇日摩挲比铜狄”。

蒯嘉珍热爱文物考古，得到铜鼓要作研究：“但看追蠡辨古声，幸未消融作马式”。“金牛已逝铜船沉，考古谁能医我癖”。蒯嘉珍研究铜鼓，测量记录，为这尊铜鼓实物留下宝贵的资料：“其高一尺有九寸，羃则三尺规其直。九尺五寸如镜圆，一准建初虑虒尺。腹中空空容二斗，两端宽大腰稍窄。四旁索耳脱其环，刮垢不见蟾蜍趯” 。由此可知这尊铜鼓特征不晚于汉，属于罕见的早期大型铜鼓。

蒯嘉珍对铜鼓爱之有加，视为宝物要携之归故里：“子子孙孙永宝之，载归用当郁林石”。蒯嘉珍不重金钱喜铜鼓，故将铜鼓比作名声在外的“郁林石”，要运回苏州黎里老家世代珍藏。

“郁林石”典故出自东汉时期的郁林郡太守陆绩“石压归帆”的故事。陆绩也是苏州人，为官广西郁林，鞠躬尽瘁，清正廉洁，郡地得治。后来陆绩辞官借舟越海还故里，行装寥寥无几，却运回一块大石头。唐人笔记 《因话录》记陆绩“罢秩泛海而归，不载宝货，舟轻用此石重之，人号郁林石”。 陆绩的故事流传至今，后人将此石称为“廉石”。

也不知蒯嘉珍是怎么想的，虽然石头和铜鼓都出自广西，但“太平鼓”不好与“郁林石” 相比。陆绩的“郁林石”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象征，而蒯嘉珍的太平铜鼓印证的则是南疆悠久的历史文明。

上世纪八十年代，陆绩的“郁林石”迁至苏州文庙明伦堂前，“廉石”无价，故留存至今。而蒯嘉珍的太平铜鼓乃千年宝物，价值“千牛”，苏州风云变幻，早已渺无踪迹。

明《太平府志》伏波铜鼓

清《太平府志》解缙龙州铜鼓诗

清《太平府志》甘汝来伏波铜鼓诗

蒯嘉珍《粤游诗钞》铜鼓歌

蒯嘉珍《粤游诗钞》铜鼓歌

蒯嘉珍《粤游诗钞》铜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