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功误国的大同巡抚龙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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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十六年（1537年），龙大有由广西正四品的按察副使调任从三品的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嘉靖十八年（1539年）调任‌正三品的河南按察使；嘉靖十九年（1540年）调任从二品的河南右布政使。仕途官路一路顺畅。

       查浙江、河南志书，这一时期的龙大有没有多少史料记载，倒是《茶陵县志》记载龙大有“为河南方伯以廉羡助饷，擢都御使巡抚大同。”称龙大有在河南布政使任上以一方长官身份捐助军饷有功，因而得以升任巡抚大同右副都御使。

大同府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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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地处明代北疆，是汉蒙民族冲突的前沿，战事频发之地，这一段历史要从元末明初说起。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军进攻大都，元顺帝狼狈出逃漠北，这位元朝末代皇帝曾被流放到桂林独秀峰下的大圆寺，在桂林寄寓两年后返上都登基，史称元顺帝。
        自元顺帝退居漠北，元朝对中国的统治结束。蒙古民族又回到了游牧经济社会。游牧经济必须通过与中原内地互市贸易，以畜牧产品的销售，换取生活和生产必需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方能维持生活的基本稳定。
        长期以来，明王朝对漠北蒙古势力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明蒙经济关系中，明王朝一直牢牢占据着主导权。为迫使蒙古各部“不敢造次”，在互市贸易中，明朝不仅禁兵器、铜铁，甚至一度将铁锅、茶盐等生活必需品也列入进了禁例之中。

明蒙边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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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明王朝对北部边疆的统治，明正统元年（1436年），朝廷设大同巡抚地方军政官职，主要负责大同地区的军事管理与边境防务 。其管辖范围涵盖山西布政司大同府的三州六县、陕西行都司十四卫所及顺义诸部贡市，并节制阳和兵备道等四道军政机构。大同巡抚作为明代边疆重镇的巡抚，其职权和地位举足轻重。
        历史到了嘉靖年间，蒙古土默特部族成了明北部边疆的主要敌对势力。由于明蒙边境长期实施封禁政策，导致蒙古草原铁器、布帛等民生物资严重匮乏。为民族生存，蒙古铁骑频繁越境攻入长城烧杀抢掠，但抢掠战略物质所获毕竟有限，难为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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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二十年（1541年），右翼土默特部领主俺答汗企图与明朝建立稳定正常的贸易关系，以解决部族生存困境，于是派遣使节石天爵等人出使明朝，请求明廷授予封爵，允许每年进贡，并在长城关口通关，实现通贡互市。俺答汗建议双方“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此次外交活动旨在通过官方贸易获取必需品，避免军事冲突升级。在今天看来，这一外交努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利于汉蒙民族的经济发展和边疆社会和谐稳定。但是在明朝方面，嘉靖皇帝丝毫没有和解的打算，在接到俺答汗的书信后，他愤慨地表示，“虏情叵测。务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

藏于蒙古国历史博物馆的俺答汗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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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皇帝决定对蒙古“绝彼通贡”，边疆形势必将更为紧张，在此情况下，明王朝决定委派曾任广西兵备道、治夷有方的龙大有为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其官职全称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龙大有”。在清朝官制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是中央官职，而巡抚则属于地方官职。其中“巡抚”为动词，表示其职责是巡视并管理指定地区。巡抚作为中央派出的官员，代表中央处理地方事务，其官衔涵盖了军政等多个方面，堪称封疆大吏。
        龙大有走马上任，雄心勃勃，欲为皇上立新功。万万想不到，原本正派的龙大有到任后私心膨胀，鬼迷心窍、竟犯下弥天大错，在明史中留下极不光彩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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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五月，蒙古部族首领俺答汗再次遣使臣石天爵等人赴大同交涉。石天爵抵达大同后提出通贡请求，而新上任的大同巡抚龙大有牢记嘉靖皇帝既定方针，对皇上圣言照办逢迎。龙大有对石天爵的通贡请求开始假意应允，暗地里竟置外交惯例于不顾，施诡计将石天爵及俺答汗的儿子满客汉等人诱捕。得逞后向皇帝谎报是其亲自策划“计擒敌酋”以邀功赏。
         嘉靖皇帝对龙大有擒敌之举大为赞赏，诏升龙大有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并下令将石天爵等人押解至京师，以“磔刑”碎尸而死，尸首被“传至九边示众”。

俺答汗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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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两国交锋，不斩来使，巡抚龙大有的所作所为实在过分了，嘉靖皇帝更是不分青红皂白，石天爵本为出使而来却变成了被擒获的“敌酋”被处死。明廷处置之法匪夷所思，这背信弃义的国家行为引起了俺答汗极大的愤怒。誓言要替石天爵报仇，为报复明廷，不待秋风起而兵马动。即于当年六月发动大规模入侵，每攻克村堡，屠戮极惨，辄以执杀天爵等为辞，史称“庚戌之变”。
         《明世宗实录》记大同前线战争形势突变，“丙午以虏过，沙沟墩失守，命大同山西抚镇龙大有、刘阜、李蓁、张达等各停俸戴罪血战，以图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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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记大同事件：二十一年“闰五月戊辰，谙达阿布遣使款大同塞，巡抚都御使龙大有诱杀之。”
        《明史》又记：“二十一年夏，敌复遣天爵求贡，大同巡抚龙大有诱缚之，上之朝，诡言用计禽获，帝悦之，擢大有兵部侍郎。边臣升赏者数十人，磔天爵于市，敌怒入寇，掠朔州，抵广武，由太原南下。”
        《谕批历代通鉴》亦记：“壬寅二十一年夏六月，先是谙达遣使大同，诏却之，谙达与济农遂分道入犯，及是复遣使求贡，大同巡抚龙大有，茶陵州人，诱缚之，诡言用计擒获，诏磔于市，敌怒，入掠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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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六月十七日，俺答汗亲率三十万大军突破大同防线，接着扫荡太原、连续攻掠山西三十八州县。蒙古铁骑在境内烧杀抢掠长达月余，杀伤掳掠人口20余万，牲畜200万。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
        痛定当思痛。《山西通志》记曾任大同总督的名臣翁万达之言：“俺答贡事，石天爵欸，镇远堡业为巡抚龙大有所磔。”、“石天爵之事，臣当痛边臣失计，今复通欸，即不许当善词谕遣，诱而杀之，此何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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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出了大事，唯有嘉靖皇帝英明，但还是要追究坏了大事的有错之臣，要追究的责任者首当其冲是巡抚龙大有，错责难逃法网，朝中大臣纷纷上奏弹劾。
        《明世宗实录》记载：“礼科给事中冯良知等论劾大同巡抚侍郎龙大有，以获一奸细……即冒重赏迁秩”。又有朝廷“吏部尚书许讚等……奏言龙大有、刘臬，地方失事重大，不容辞责，应革职听勘”。还有地方官“山西道监察御使金燦等亦言龙大友、刘臬误国”。弹劾龙大有呼声四起，大同首祸者难逃法网。太常寺少卿周怡的《讷谿奏疏》记称：“近年边方失事之臣，史、陈既罢斥于前，龙大有、刘臬、王升、白爵、李蓁、张达等又皆拏解来京听问”。

嘉靖皇帝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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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世宗实录》记载“大有、臬俱革职候勘”。最后的处理结果是龙大有被罢官加“谪戍全州”。史家对从轻处置龙大有颇有怨言，但嘉靖皇帝说话算数，龙大有最后还是得以“赦归”。
        大同事件是嘉靖皇帝的一意孤行和龙大有的不择手段造成的。这一事件成为嘉靖年间明蒙关系恶化的转折点，明朝方面因处置失当丧失和平契机，蒙古方面被迫放弃外交途径，转而采取武力手段获取生存资源，明蒙边境冲突由此从局部摩擦转向大规模战争状态。此后二十年间，明朝持续遭受蒙古军事压力，双方长期对抗造成边境民生凋敝。

大同明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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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死后，隆庆年间。在明朝内阁大臣高拱和张居正的策划下，成功把握时机，与部族首领俺答达成了封贡及互市协议，结束了近二百年的明蒙敌对状态。通过“俺答封贡”实现了明蒙和解，此后上百年，明朝北疆没有再爆发大规模战争。

俺答封贡  明蒙和解  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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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龙大有在大同巡抚任上被罢官的原因，《茶陵县志》称其“以刚直忤权珰，未逾年赦归。”《湖南通志》更是大力褒奖，称其：“巡抚大同戮力禽寇，边圉晏然，晋兵部右侍郎，以刚直忤权珰。戍全州赦归。”《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则转录湖南史志称：“按《长沙府志》，龙大有，茶陵人，正德中进士。……巡抚大同，戮力擒敌，晋兵部右侍郎，以刚直忤权要，谪戍全州。”

大同府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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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通志》等志书记载的龙大有大同事迹显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明史》、《山西通志》、《明世宗实录》等志书明确记载，龙大有是以一己之私隐瞒真相，谎报“戮力禽寇”，造成磔杀蒙古使臣，导致数十年边疆战乱，数十万生灵涂炭的严重后果。以致朝廷命官纷纷上疏追责，而并非如《湖南通志》所称“以刚直忤权珰”而遭太监宦官“权珰”陷害。
         龙大有历官多年一路走来，落得罢官而“谪戍全州”的下场咎由自取，无论湖南史志如何遮掩美化，都改变不了影响到国家命运的冒功误国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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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进士《同年录》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龙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