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auqfpkf 于 2022-3-8 15:59 编辑
女曰鸡鸣
母亲江玉莲于1937年农历十月十二日出生在全州县江梅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其实母亲的家原来很穷，她的父亲江雨林是个遗腹子（我外公的父亲早逝，其母改嫁瓦窖头村），因其家里人势亏，就这根独苗。 母亲房头上的一位大姑姑为让家里接上血脉，一生守贞，将侄儿接回江梅村，因家穷得叮当响，我外公当时三十好几还是单身，后与邻村糍粑塘村的一户穷人家的女儿成婚，也就是我的外婆。 外婆很勤劳、懂持家，经常半夜喊天光，不分天光日夜，在家煮酒磨豆腐卖，省吃俭用，渐有积蓄，买了几亩田，养了几条牛，置了一个庄屋。一天一个逃荒要饭的老人来到江梅村病倒了，外公和外婆很同情就帮他治好了病并收养了他，后来划成份时就成了长工。外公的一个远房侄女因丈夫病故而拖儿带女，非常可怜，就收养了她的一个儿子，与我母亲一起放牛为伴，后来划成份时就成了童工。 外公因支持自卫队江梅村的梅印队长抗日并资助自卫队而被日本鬼子残杀。 舅舅因有文化求上进而被推选为土改干部到外地搞土改，任蛟龙田土改团部团长。后因家里被划为地主而被抓回，与外婆在“文革”时同时遇难。 母亲七岁丧父，从小在家放牛，没进过一天校门。尽管母亲没有文化，但她长相好，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当时村里的村花。当时母亲所在村的一位贫协干部死了老婆，这位贫协干部就打起了母亲的主意。因年龄相差悬殊，母亲坚决不从，贫协就对母亲采取措施：白天在监督下参加劳动，晚上家里被贴上封条，不准母亲外出，生怕母亲嫁给别人。母亲经人做媒，介绍给了龙水一位从部队转业的老师。这位老师来与母亲会面时，村里有人拿着绳子说要绑了他，吓倒这位老师再也不敢跨入该村。 1956年冬天母亲参加公社组织的水利建设，在糍粑塘村后修万乡渠取土方时，因山坡塌方而被活埋，母亲被挖出来时已昏死过去。因母亲是地主的女儿，当时对于是否允许母亲住院抢救相关工作人员还发生了争执。 有的人讲，地主的女儿死了算了，抢救什么。负责水利工程指挥的负责人李福顺和会计李德忠则坚持说：“江玉莲尽管出身在地主家，但她从小就放牛，没有剥削别人，而且这次是参加国家水利建设受的伤。”这样母亲被允许送进医院抢救才活过来。 母亲住院不久，伤势还很重就因她是地主的女儿而被迫逼出了医院。正是这次被迫出院，促成了父亲和母亲的美满婚姻。当时母亲托着伤残的身体，来到大石江村找当地有名的郎中——我父亲的三叔蒋彩庭看病，父亲的三叔和母亲的一位嫁在我们村的远房姑姑（蒋世住的爱人）从中引线，把母亲介绍给了父亲。 父亲当时是国家粮食仓库的民兵，第一次到母亲家是背着枪去的。本来母亲的村里是要将她嫁给贫协干部的，这下倒好了，母亲不仅与外村的民兵谈起了恋爱，而且这位民兵还背着枪到地主家来，这可激怒了当地的一些人。 当天夜里，母亲的村里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村里的灰堂茅屋被烧了，有人煽动说是父亲放火烧的。他们拿着绳子准备来捆绑父亲，这时母亲村里一位公道的人江昌德（音）出来作证，说我的父亲昨晚在他家住的，没有出过他家的门，怎么会是他烧的呢？父亲由此逃过一劫。父亲说如果没有人作证，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就是跳进黄河了也洗不清了。 事后公社分管民兵工作的唐连委（音）委员爱护地批评我父亲：“你怎么背着枪到地主家去哩！”并劝父亲“最好不要跟地主的女儿谈恋爱，不然会影响你的前途的。”“枪不离身，是您一直要求我们这样做的。”父亲机敏地进行辩解。 父亲后来确实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父亲1957年参军入伍，在被送到全州县城临上火车时，被母亲所在小乡告发：父亲与地主的女儿谈恋爱，还背着枪去过地主家，阶级立场不稳。受此牵连，父亲当兵入伍化为了泡影。 母亲也因落难而坚定地与父亲走到了一起，由于母亲与父亲结婚违背了当地贫协的意愿，母亲所在大队的干部一直拒绝出具同意母亲与父亲结婚的证明。听父亲说，当时公社分管民政的领导认为对方那样做，是干涉婚姻自由，后来经过特批，他俩才办到结婚登记。 后来我问父亲：“当初，如果你不与母亲谈恋爱，你就当了兵，还可能参加工作，你不后悔吗？ 父亲说：“我不后悔，你母亲有福，她帮我撑起了这个家。” 随后父亲告诉了我，为什么我和弟妹不叫他为爸爸，而称呼他为“满满”（叔叔）的事。父亲的大哥蒋世实娶妻而无生养，二哥蒋世安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又夭亡，当时生女顺养，男丁不旺。母亲因修水利身体伤残，与父亲结婚多年也无生育。因此当我哇哇落地时，家里别提有多高兴，随后二伯就将我过继给了他。之后二伯家和我家连添男丁，才有了人气。 父亲说：“我母亲像我的外婆，懂持家，累不死，自从母亲到了他家，他俩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家里才开始兴旺起来。” 父亲为了母亲什么都愿舍弃。记得1974年6月的一天，我在村半边丘的一块水田捡田螺时，捡到了九块“短须龙”、“双龙”、“袁大头”花边。父亲后来又在此挖到一块。据父亲讲：土改时村里的一户大地主，在晚上偷偷地将“花边”踩在了这块泮田里，村贫协曾组织人员去挖了，没有找到花边的影子。时过二十多年“花边”再现的消息在当时轰动了全村，很多人来我家观看，一些老人在将“花边”反复观赏之余，还用指甲夹住，再向“花边”吹口气，放到耳旁听那悦耳的声音。父亲将其中的九块拿到银行兑换后，珍藏了其中的一块作纪念，说是要传给后人的。 1998年母亲因患异型细胞癌去医院做了一肾脏切除手术。术后回家，父亲请当地的一位治肾炎病的民间郎中帮母亲诊治，歪打正着母亲的身体慢慢地恢复起来了。这位郎中爱好收藏，他听说我父亲珍藏着一块“短须龙（宣统三年大清银币）”，便细劝软磨从我父亲的手中要走了这一宝物。 父亲说：曾有一些收文物的人，想出高价买走“短须龙”，父亲都舍不得卖。但为了给母亲治病他只好忍痛割“爱”，将这块珍藏二十多年且价值不菲的心爱之物送给了这位郎中。后来“短须龙”价值上扬，已拍卖到十多万元一枚，我问父亲后不后悔。父亲说：“人的生命最重要，钱是身外之物，看到你母亲的病治好了，至今仍然健在，舍弃什么都值得！” 父亲和母亲一生心地善良。父亲在村里辈份高，村里人都尊称他为老前辈，并选举他村老年协会的调解委员。父亲也喜欢为村里的事操心，村里人遇到什么事情也喜欢找他：“前辈请您出面承个头，我们就好跟着您干。”大家都知道我父亲热心公益，村里要维修学校、架桥筑路、宗祠庙宇修缮、撰修谱牒、归崇庙祭祀、春秋两祭、红白喜事、纠纷调解、耍灯舞狮等一般的公益，村里人都喜欢请我的父亲当场出面。 父亲对村里的公益事业也就如同他对酒的爱好一样，当成一种快乐，从不推辞。母亲对父亲也一直默默地支持。父母很有同情心。 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中期村里的蒋咸勋一家失火，房屋被焚，父亲与我二伯、堂兄咸癸等村族出义工帮其进行了房屋重建。江梅村表姐夫家里困难，一家人当时挤在一间破茅草屋内，父亲承头主持帮其建起了瓦房，让其有了一个栖居之地。父亲的一位堂侄咸癸子女多，住房窄小，父亲与二伯商量后就将家里的一块宅基地分文不取地送给了这位堂侄。父亲晚年摆了个小摊，做点小本生意，山里人家常来赊货。对一些经年赊欠，父亲也没有去催过账。父亲讲山里人家讲信用的，家里不困难是不会赖账的，这些赊欠就当做好事送给他们算了。父亲去世时，留下了一本密密麻麻记着赊欠的陈年老账。我问母亲怎么处理。母亲讲：要尊重你父亲生前的意见，把赊欠的陈年老账烧了。 父亲与母亲一生艰辛地经营着这个家，经济上如细水长流。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我读高中之前），有的人家因无油吃，煮菜的扒锅生锈起了红磷时，而我家的墙上常有父亲歪歪扭扭地写着某家借我家几斤猪肉，某家借我家十几斤谷子的记录。 记得小时候一年的大年初一，父亲和母亲就带着我和大弟到山上砍柴，想赚个“进财”的好兆头。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父亲在粮管所值班。为了值一班得二两粮票，他每晚都值班到深夜，第二天照常参加生产劳动。 公社的蒋琦书记看到我父亲做事脚踏实地，亲自点将要我父亲当生产队长，父亲带领全队社员积极开展农业生产，解决了社员的吃饭难题。因此父亲受到了公社蒋书记的称赞，并派我父亲参加了在才湾公社召开的全县“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还要我父亲作了典型发言。 到了80年代末，父亲在镇里街上摆了个卖农具的小摊直到晚年。 母亲也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父母亲这大把年纪还在辛勤忙碌，我也于心不忍，就接他俩到桂林小住，想让老人好好歇息，但他俩每次来都住不了几天，说是放不下家里的事。我每次回家都喊他俩莫做了，上了年纪该享享清福。父母亲总是口头答应，做过今年，明年就不做了。我讲多了，他俩还理直气壮：“城里人还早晨起来跑步呢！我们做点事，是为了锻炼身体。” 父母亲的心事我也知道——他们想能做一天，能赚一分，就能减轻子女们一分的负担。父亲与母亲每年在地里种满了玉米、黄豆、萝卜、青菜，一年四季瓜果不断。晚年的父亲和母亲在乡间就是这样过着“女曰鸡鸣”，知足常乐的家庭生活。 最让后人感动的是在母亲80岁安息的那一年，临终前几天心里仍牵挂着后人，她叫来孙辈们（包括孙子和侄孙），对他们说：“现在生活好了，我本来是想看到你们结婚的那一天的，还想看到曾孙。我的身体不允许，等不到那一天了，现在给你们每人发一个红包，算是提前祝贺了！” 孙辈们接到奶奶提前的祝贺都流出了感激的泪水。我记得我的儿子得了3000元，我的母亲对我的儿子说：“你最孝顺了，大学毕业的第一个月工资就给奶奶买了新衣服。” 母亲给孙辈们的不是钱，而是她的心！！！ 母亲平时一角一分地积攒着舍不得用，临终前心中仍装着她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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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8 15: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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