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安医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在桂林医学院乐群校区内的某行政楼门口,却放置着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锡安医院旧址”的碑刻。
看着这座特别的小楼,精美的圆弧形窗户,异域之风的栏杆,在窗户的弯弯上雕刻有许多美丽的浮雕,在这宁静的校区里面,显得温文尔雅,秀丽独特,而具有西域之风。
从碑刻后面的简介得知,锡安医院旧址是民国时期桂林侵浸会医院所在地,1916年美国牧师卢信恩医生穆夏医生和中国医生区作之在日升巷创办桂林侵浸会医院。
1920年迁至现乐群路一带,抗战被毁,1947年美国牧师理力善重建,1948年与南迁的郑州华莫医院合并,改称“桂林锡安医院”。
现存楼房两座即8号楼和19号楼,分别是医生办公楼和穆夏院长的住宅楼。该旧址是民国时期外国教会在桂林进行医疗卫生活动的重要见证。
说到教会医院,很多人对其知至甚少,而对于桂林的历史来说,早在清朝,八国联军,鸦片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有基督教会类的传教士,进入到广西桂林来传教。
而教会医院,顾名思义,就是由教会开办的医疗诊疗机构。在历史长河之中,也是西方医疗技术向中国,向桂林输入的过程。
形成了教会医院,在现代医学发展历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就比如今天大家熟悉的“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四大“天团医院”,它们的创立或多或少都与教会有关。
而桂林,据网上网友说是《桂林市志》有记载,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英国牧师裴乐义及医生柏德贞夫妇,受英国基督教安立甘教会派遣,乘船由梧州到桂林,停泊漓江边,白天上岸施医赠药。这是西医传入桂林之始。
而桂林的锡安医院前身就是侵浸会医院,始建于1916年10月,初为美国基督教教会医院(浸信会医院);1949年易名为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1951年由桂林市政府接管,更名为桂林市工人医院;1985年更名为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起源于教会医院,原为广西省会医院,在抗战时期,有被毁,在解放后,广西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省立医院也同时期迁往南宁。
而后几经周折,原来医院旧址,卫校旧址历经合并,搬迁等等原因,形成了旧址的医院变成了学校,旧址的学校变成了医院,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趋势,医院和学校的面积也在不断的增加,甚至外扩,直到现在桂林医学院,已经发展了乐群校区,临桂校区,屏风校区,医院也形成了临桂,乐群,屏风,漓江边等等医院,以及各县份挂靠合作医院,而原来的第二人民医院,也与湘雅医院合作,形成了大型的综合医院,人才配置,医疗技术都在不断的升级。
而反观历史上侵浸会的历史过程不得不说与纪好弼有关。
纪好弼(1833—1912年)他生于美国马利兰州波地磨城,毕业于波地磨马利大学,决意传道,遂专习神学和医学,后被美南浸信传道会立为宣教师,促其东渡。
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抵达香港,在广州为华南第一浸信会服务,曾到大沙、肇庆、连塘、新兴、河口、广宁、高明等地宣教。
咸丰十二年(1962年)肇庆设立浸信教会,他任该堂牧师,并赴广西梧州和桂林传教。光绪十六年(1890年)后,他将其在广州的学校改为神学院,其夫人专任培道女校校长35年。
他在华南浸信会服务56年,长期从事宣教、教育、医药、著述和翻译等工作,任华南浸信传道会主席20余年,还担任过广州医学传道会正副会长,两广浸信会的事业多赖其直接或间接帮助,岭南大学成立,也得到过他的重要襄助。
广州建有纪好弼纪念堂(八约浸信会堂)。1862年,广州遭遇大风灾,基律牧师以身殉职,其他宣教士亦因故离开广州。纪好弼牧师独撑局面,竭力拓展广东和广西地区的宣教工作。1862年,他在肇庆建立了第一所浸信会教会。同年,他又沿西江而上,直至广西的门户梧州宣道。三年后,他在梧州开办了思达医院和福音堂。1865年,他到达广西的省会桂林,播撒福音的种子。
也使得桂林在清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感受西方外国文化影响,而在桂林,我们熟知的状元文化中,陈氏家族的,陈宏谋,更是接触西方文化的先行者,200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出版《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一书,认为陈宏谋关于人和社会认识的基本点,与启蒙运动时期的许多欧洲学者十分相似,显示出当时的中国对欧洲而言并非是“停滞的”和“落后的”。
回过头来说,桂林也是比较早,就有西方文化的地方,而锡安医院旧址,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在今时,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目标,更是把眼光放长远,融入多元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