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耻教战 求杀敌也” —— 寻访抗战时期陆军第五军装甲兵团界首遗址后记

清明谷雨

        明代以前，界首是湘桂两省交界，明代以后，界首是全州与兴安两县交界，故为界首。抗战时期的界首大部属全县，据民国版《全县志》记载，全县建宜区属地有“界首市，水通湘江，路通兴全干线，所经商务较他市为兴盛”；还记载全县所属地名有“界首第一街、界首第二街”等；记全县当时的经济状况，则称“吾全市场以县治、界首、庙头为最繁盛”。据解放后方志记载，1950年5月，原属全县的界首部分划归兴安，界首从此成为兴安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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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属于全县的界首，曾是中国机械化部队陆军第五军的驻地之一。1938年11月，第五军军部进驻广西全县，军直属部队及第200师分驻全县各地。1939年2月，全军各师开赴全县界首，开展为时一个月的联合对抗军事演习，军训考核成绩位列国军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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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整编后的五军编制资料：中将军长杜聿明、中将副军长郑洞国、少将参谋长黄翔，以及第200师少将师长戴安澜、军部直属装甲兵团少将团长胡献群等。抗战时期，国军团长军阶为上校，而装甲兵团团长为少将军阶，与师长戴安澜同一军阶，可见装甲兵在国军中的地位。装甲兵团下辖四个战车营，装备有苏制T-26B坦克153辆，意大利L3/V5-35坦克109辆，各式车辆710辆。全团军官230人，士兵4745人。铁马金戈，堪称中国顶尖的铁甲雄师精锐。
        为提高装甲兵团的后勤保障能力，由原200师第1149、第1150两个战车团所属修理工厂合并为装甲兵团修理工厂，编制有军官17人，士兵1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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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撰写《尘封在全州龙岩洞里的五军修造厂历史碎片》，收集五军军工老兵资料，故存有原五军军工、百岁老人杨玉清的回忆录，抗战初期，杨玉清先是在陆军第32军修械所当学徒工，后随师傅转到陆军第5军装甲兵团修理厂继续学徒。
       杨玉清回忆“那是1940年元月，师傅来信要我去装甲兵团修理厂继续跟他学徒。修理厂在广西界首。进去还要军部军工厂考试合格才能上班。军工厂在广西全县，五里牌龙岩洞，范得才是位上尉技师。范得才开了一部小轿车带我去考试。我是第一次坐小车，考试基本合格，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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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玉清回忆“工厂是借用江西会馆，各方面条件都比前两处好一些。在这个工厂两年多，印象最深的事情有三件：
        一，那时年纪不大，有一次单位领导在会上提出，你们年轻的工人，如果想学汽车修理，可以打报告我批，可以到总厂那里请示。随即我和两位同事去总厂请示，厂长看完报告后，在报告上批示，酌来面见，把我们几个人批评的无言以对。厂长叫陈绍之是南昌人，解放后听说在江西南昌劳改死了。
        二，四一年夏天，我和三个同事去界首河渡口洗冷水澡、洗衣服。有个锻工助手彭书志，他比我大几岁，没注意被淹了，经过十几分钟找到人，抢救无效。他结婚不到半年，想起这件事，实在悲伤。
        三、那年秋天，日本鬼子轰炸厂房，当场炸死五名职工、一名少校股长周武昌、钳工王纪太、管铸夫，一位南昌人姓查，还有一位记不起姓名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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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玉清回忆当年进装甲兵修理厂非常严格，要通过驻龙岩洞的总厂培训考试合格才能上班。这说明驻界首的修理厂在编制上隶属装甲兵团，业务上受驻龙岩洞五军修造厂指导，又为分厂。原总厂厂长李恩叙的后人为此提供了一份机工训练班培训考核合格证书，文字内容为：“学生李振威现年二十一岁，系湖南湘乡县人，在本军修造工厂机工训练班受训期满，考核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落款是陆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副军长郑洞国、修造工厂厂长李恩叙”，签发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这时间点距在军第五军进驻全县仅三个月时间，这是见证五军驻军全县的抗战文物，同时也证明杨玉清参加五军修理厂经过考核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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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五军老兵杨玉清的回忆，1940年进入装甲兵团修理厂学徒，当时厂房是“借用江西会馆”，这处会馆位于界首老街北头，靠近三官堂及湘江渡口，夏天可以在湘江渡口洗冷水澡。
        据界首中心国民学校校史记载，1941年“第五军杜聿明装甲兵团团部又驻进学校，1943年装甲兵团开往昆仑山作战”。校史所记装甲兵团“开往昆仑山（关）作战”的年代有误，不是1943年，而是1939年。后来又开赴缅北远征作战，则是在1942年初，也不是1943年。界首国民学校校史弥补了五军驻全县界首史料，但驻军起止时间错误，还需订正。
        通过以上资料分析，抗战时期的五军装甲兵团团部及修理厂等单位驻界首街上，其他作战单位驻地应分驻界首附近乡村。界首靠近湘桂铁路、桂黄公路、湘江水路，交通便利，有利于装甲部队行动。作为中国第一支装甲部队，在杜聿明将军领导下整编整训，成为抗战中国最精锐的铁甲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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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值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抗战胜利，缅怀先烈事迹，回顾烽火岁月，我们同学一行四人前往界首，考察五军装甲兵团抗战遗址，发掘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
        界首自灵渠开通之后就是湘桂航运的必经之地，自古商贸繁华，界首街沿湘江而建，全长2里，街道青石板路铺就，两侧数百间的骑楼、廊柱一字排开，遮阳避雨，方便贸易。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过界首，架浮桥强渡缺少木料，得知江西会馆备有上百根准备盖房用的杉木，红军向管理会馆的叶道士借用杉木80根，在界首三官堂附近的渡口，将杉木每3根为一排捆在一起搭建浮桥，成千上万的红军跨过浮桥强渡湘江西进。
        红军西渡湘江五年后，国军五军装甲兵团修理厂又设在界首江西会馆，江西会馆既与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有关，又是国军抗战遗址。界首老街如今改为红军街，有红色故事演绎。
       寻找界首中心小学装甲兵团团部驻地及江西会馆修理厂厂址。八十年变迁，老街依然，只是当年的团部驻地如今书声朗朗，而修理厂锻打炉火已化作老街市井烟尘散尽。不知为何，江西会馆、界首国民学校这两处抗战遗址没有历史铭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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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11月，装甲兵团从界首出发，千里赴戎机，参加昆仑关战役。在攻击昆仑关的战斗中，装甲兵开着坦克碾压日军，配合步炮各兵种，给予日军第21旅团沉重打击，歼敌4000人，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
        1942年初，日寇入侵英属缅甸。以第五军为主力的中国远征军出征滇缅。装甲兵团再次从界首出发，奔赴滇缅前线作战。1942年3月，五军部队到达缅北接管英军防务，与日寇殊死搏杀。
        五军装甲兵团在全县界首驻军四年，两度出征，先后参加昆仑关战役、滇缅战役，这都是中国抗战史上的重大战役，铁骑雄风，一往无前，创建了载入史册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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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军装甲兵团驻军界首期间，所辖各部应分驻界首周边，再走界首乡村，寻访装甲兵团遗迹。沿着乡道向西，片片山林。据村民介绍，抗战时期这里曾有一个“国军兵工厂”， 兵工厂原在老街，后来搬家到小宅。走进那片山林，长松古樟郁郁葱葱，铺天盖地，万般寂静，八十年时光远去，厂区里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机器轰鸣。
         走近隐藏在山丘林木中的小宅村，远远望去，村口敞开的门楼两侧山墙上有大字标语，标语右读红色，字迹清晰可辨，右边“明耻”，左边“教战”，合为“明耻教战”。感觉这四个字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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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过神来，联想起前年撰写第五军全州故事，记得有资料称五军装甲部队官兵多经过陆军机械化学校培训，该校教育长是原五军军长徐庭瑶，曾培养了大批装甲兵部队人才，主导了国军装甲兵体系的建设，因而被誉为“中国装甲兵之父”。1943年12月4日，蒋介石兼任机械化学校校长，并为机械化学校成立七周年题词“明耻教战”。五军装甲兵团官兵很多经过机械化学校培训，将校长的题词刷写在驻地门楼有着特殊意义，“明耻教战”精神激励官兵为血国耻而奋勇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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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耻教战”其实不是蒋校长首创，而是古代成语，语出先秦左丘明的《左传.子鱼论战》，其中有“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一句，以此教导武夫树立荣辱之心。“明耻教战”后来逐渐演化为古代兵家将帅治军的格言成语，流传至今。
        抗战时期，题写“明耻教战”也并非委员长第一，最早刊发“明耻教战”的是中共《新华日报》，题写者是同盟会元老李根源。李根源如今声名不显，但在民国时期，国人公认他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最彻底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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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同盟会元老李根源等辛亥革命老人组织创建老子军，通电全国要求参加抗日，上阵杀敌。对抗日举棋不定的蒋介石被李根源等元老狠狠将了一军，脸上无光。委员长说：蒋某非常感激元老们对国家的忠爱和对蒋某人的激励，但打仗势必要让年轻人上阵，不然，那是要让世人笑骂中国无人，是置中国的年轻人于不义之境的耻辱。这时的委员长除了抗日，已别无选择。李根源创建老子军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委员长明耻而抗日。
       1937年11月，李根源抵武汉，时值中共《新华日报》创刊，应同盟会老会员董必武之邀，李根源题写“明耻教战”四字于《新华日报》报端。可见，中共《新华日报》是最早弘扬“明耻教战”精神的抗日媒体，以具有中国男人血性的“明耻教战”四字，激励四万万同胞奋起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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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西抗战期间，李根源激于爱国热情，不顾年老体衰，由抗日名将宋希濂搀扶着上讲台给军校学生作报告。报告的主题就是“明耻教战”。他声泪俱下，要求学生记住敌寇对我奸淫掳掠之耻，他大声疾呼要大家加紧训练，早日反攻，收复腾（冲）龙（陵）。
        抗战时期，徐悲鸿客居贵阳写下一幅对联，通过书法艺术表达家国情怀与抗战决心。该联上联为“明耻教战”，下联为“多难兴邦”，延伸了忧国救亡的深刻主题，增强抗战必胜、创建新中国的信心。
        时至今日，强敌围堵，“明耻教战”仍具有积极意义。在纪念抗战胜利的日子里，央视10台播出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其中第一集片名即为“明耻教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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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危亡之际，倭寇恶敌当前，作为权势者，拥兵不抵抗为耻，卖国求荣者为耻！割地赔款者为耻。作为抗战军人，畏敌畏战是耻、临阵脱逃是耻、缴枪投降是耻！军人，就要具有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杀敌报国不怕牺牲的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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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明耻教战”门楼，在小宅古屋老墙上继续寻觅，墙面上斑驳的标语多已弥漫不清，有的标语还能勉强辨别出右读“消灭日本……”！可以确定是抗战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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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祠堂的树荫下访问村民，说起民国往事，得知村里公房里存放有一块民国的老石碑，早些年村里一栋老屋失火成灰烬，村民在原址重建公房开挖地基，从地下挖出了这一块石碑，这碑上刻着民国年号，还有装甲兵文字。公房重建完工，这民国石碑就存放在公房杂物间，一放又是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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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热心村民引导下，打开公房杂物间的门锁，墙角地下果然立着一块石碑，碑高100厘米，宽50厘米，厚10厘米。完整无缺。找抹布抹去布满石碑的灰尘，显露出清晰的碑文，字体刻痕还新，没有破坏残毁，果然是埋藏地下多年的老碑。一字一句读碑文，时间退回到抗战烽火岁月：
      “中华民国壬午秋月 穀旦
       缘自本厂新建厂房于民国卅年八月落成，念四日晨，全厂同仁利用例假搬厂，遭遇敌机过境，竟遭肆虐。当有少校器材股长周武昌，工友查兆荣、管铸安、王济泰等横遭不测，呜呼，壮志未竟，中道而颓，惜哉惨矣。是年冬，奉命远征，将近遮放时，工友吕清有车翻压毙。车次腊戌后，缅役之胜，同盟赞许。嗣因策略变换，奉命撤退，行经惠通桥，敌以利诱汉奸，乔装变叛，首尾夹击，据险奇攻，无辜同胞尸横遍野，残肢断体，河水染赤。当有本团三营十一连调厂搬务技士房端章中弹身亡，工友张明安救车伤腹无治，陈玉镜、凌传裕等病于混乱时伤亡。又一营营部调厂服务工友扬全松因积劳病亡者。尚有工友陈仪，工徒李祖懋等。综上述列诸同志青年成仁，九泉可安，然以倭寇未灭，血债未偿，前仆者已逝，后起者何为？诸公英灵永垂不泯，胜利抗建奠定，尤当名列史册，兹就草奠纪念，聊以纪实不朽云云。
       陆军第五军装甲兵第一团修理工厂工兵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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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尊抗战石碑，首先记述1941年8月24日晨，装甲兵团（立碑时改为装甲兵一团）修理厂官兵在界首驻地遭到日军轰炸，数名官兵牺牲的过程。军工杨玉清回忆“那年秋天，日本鬼子轰炸厂房，当场炸死五名职工，一名少校股长周武昌、钳工王纪太、管铸夫，一位南昌人姓查，还有一位记不起姓名了。”石碑碑文与杨玉清的记忆相互印证，牺牲的少校股长周武昌应为少校器材股长，王纪太应为王纪泰，姓查的南昌人应为查兆荣。杨玉清回忆这些军工官兵牺牲于日军军机轰炸厂房，石碑记载则是“全厂同仁，利用例假搬厂，遭遇敌机过境，竟遭肆虐”。显然，石碑记载更为详细可信，同时证实下宅装甲兵团修理厂落成于1941年8月，并于当月由界首江西会馆搬迁到下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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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碑记载新厂落成之后，“是年冬，奉命远征”，这是指装甲兵团远征缅北之役，1941年12月，驻全州五军部队在仰光失守后，奉命仓促入缅作战，五军装甲兵在团长胡献群的率领下出征，经云南芒市遮放入缅后在腊戌一带英勇抗击日军，当战斗失利，腊戌陷落后，日军装甲纵队狼群般猛扑过来，凶恶无比。装甲兵团参谋刘奎斗在回忆录中痛心疾首：“我们的穿甲弹要逼近到300米才能打穿日军铁甲，可敌人的车载机枪在800米外就能收割生命！”在激烈的战斗中，有五辆T-26战损，装甲兵拆下车载机枪当步兵继续战斗。日军《平井部队战斗详报》里有令人震撼的战场记录：“敌参谋军官持毛瑟手枪立于燃烧战车残骸之上，直至胸口中弹仍保持指挥姿态。”这个连姓名都没留下的装甲兵军官死而不倒“求杀敌也！”，用血肉之躯在五军铁甲阵地刻下了永恒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