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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故事。换言之：有人的地方就有桂林米粉，有桂林米粉就有桂林板路。我就听到过一个“逮马老板”的桂林板路。
逮，在桂林话里是吃的意思。“逮马老板”就是吃人家的冤枉食，钻人空子占便宜。
话说旧时桂林有一个姓马的老板，在九娘庙码头一一即现在漓江歌剧院靠江边的地方，开了一家马肉米粉店，由于味道好每天食客盈门，生意兴隆得很。但马老板却经常愁眉不展、疑团重重，因为每天卖出很多碗马肉米粉，但收回来的空碗却越来越少。他想：马肉米粉好吃，难道食客们把碗也吃掉了不成？
那一年遇到大旱，漓江枯水差不多见了底，码头下的河床上露出了一大堆用来盛马肉米粉的小碗。马老板见状顿时叫苦不迭，也是这时候，马肉米粉卖得多空碗收回少的原因，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
写到这里，关于马肉米粉为什么要用小碗吃的问题，有必要给大家脑补一下。马肉米粉，是桂林米粉系列中的精品，它不同于任何形式的米粉，主打的就是一个“少吃多滋味”，而且还要趁赖（热）吃。因此，盛装必须要用茶杯般大的小碗，碗里只放一根米粉、一片腊马肉、一粒花生米、一叶香菜，用热汤浇一碗吃一碗，往往要吃十碗或数十碗才打得到瘾。像最近“花桥荣记”集团推出的一托盘十小碗的马肉米粉款式，虽然在粉的份量和食物内容上有所增加，但也是仅够一个人食用而已。
那时在桂林吃马肉米粉，很讲究一个食德，都是先吃后结账。店家按食客面前有多少个空碗即点数收钱，不像现在先付款后吃粉。但无论在什么时代，有的人生性就缺德，一次吃你个二三十碗又不愿多付钱，于是专选靠漓江的窗户边位子坐下，边吃边把一些空碗撂进窗外的漓江里，到结账的时候也就少付了很多钱。这事后来流传开来，“逮马老板”也就逐渐演变成了一句桂林方言。
既然说到马肉米粉，不能不提到白先勇先生写的《花桥荣记》。这倒不是因为“花桥荣记”这块招牌，现在已经被当成了做大做强桂林米粉产业的一个重要支点，而我要讲的是，小说中有一处对马肉米粉的描述不太准确。
《花桥荣记》开篇写道：“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黄天荣的米粉，桂林城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爷爷是靠卖马肉米粉起家的，两个小钱一碟，一天总要卖百把碟，晚来一点，还吃不着呢。”
一天总要卖百把碟？如果是冒热米粉，可能还讲得过去（碟当碗讲），若是马肉米粉，是不是太少了点？我在前面讲了，马肉米粉好吃，有的人一次要吃个二三十碗才能解馋。因此，随便一家马肉米粉店一天何止才卖百把碟。像招牌响当当的“花桥荣记”，更是门庭若市食客川流不息，一天从早到晚不卖个千把几千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1980年，当《台湾当代作家-白先勇小说选》一书初版发行时，我就花八毛二钱买了一本。其中的《花挢荣记》我一口气读了五、六遍，当时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出现这样的误差，或许是白先勇先生的笔误；另一种可能是与他在桂林生活的时间很短，对桂林米粉的亲身体验不够。
白先勇先生于1937年8月16日出生于桂林（另一说南宁）。幼年时代的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他几乎都是跟随父亲白崇禧、母亲马佩璋，分别在重庆、上海和南京居住。1948年到香港念小学，1952年后到台湾上中学、读大学直到美国留学工作，可见他在桂林生活的时间是不多的，因此，对桂林米粉的了解自然也是不够的。至于亲身到桂林的街头巷尾吃担子米粉，下馆子吃马肉米粉这种体验，恐怕更不太可能了。像他们这种大户显贵人家，要吃马肉米粉也是通知店家上门服务，就像他在《花桥荣记》里写的那样：“连桂林城里那些大公馆请客，也常来订我们的米粉，我跟了奶奶去送货……”
而人到暮年的白先勇先生，常回家乡桂林的时间就多得多了，对桂林米粉的喜爱也越来越强烈。正如他所说：“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处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的原始饥渴，填不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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