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期征文,心里突然冒出很多年前的一篇陈年往事。 那时候刚毕业没多久,第一次见到那支骨笛是在老人山后山的乱坟岗。彼时我刚接手《桂林晚报》的民俗专栏,为了采写“抗战时期无名烈士墓群”的稿子,顶着正午的毒日头钻进了这片被当地村民称作“鬼见愁”的林子。 乱坟岗的石碑大多歪斜断裂,有的被藤蔓裹成绿色的蛹,有的半截陷在松土里,露出模糊的“民国三十一年”之类的刻字。我踩着厚厚的松针往前走,鞋底忽然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扒开腐叶,一截泛着蜡黄的骨头嵌在泥土里,骨头顶端钻了七个小孔,孔边还残留着暗红的印记,像干涸的血。 “小伙子,那东西碰不得。”身后传来沙哑的声音。我回头看见个穿靛蓝土布衫的老人,肩上扛着把锈迹斑斑的柴刀,皱纹里嵌着泥灰。他说自己叫老桂,是这后山的护林员,“这骨笛是民国三十二年那会儿,一个吹笛的女学生埋的。自那以后,每到阴雨天,就有人听见坟岗里飘笛音。” 我以为是村民编造的传说,笑着把骨笛揣进帆布包。老桂突然抓住我的手腕,他的指节冰凉,像攥着块寒冰:“你要是带走它,今晚肯定要听见笛音。” 当晚我住在报社分配的老宿舍,一楼潮湿得能拧出水来。半夜三点,窗户突然哐啷作响,我迷迷糊糊睁开眼,听见一阵断断续续的笛音从窗外飘进来,调子哀婉得像女人的哭腔。我猛地坐起身,想起老桂的话,慌忙摸出帆布包里的骨笛——那七个小孔里,正渗出细小的血珠,顺着骨头的纹路往下淌。 第二天我找老桂的时候,他正蹲在乱坟岗的一棵老松树下,用树枝拨弄着一堆白骨。看见我来,他指了指那些骨头:“这些都是当年逃难的学生,日本人进山的时候,他们躲在山洞里,最后没一个活下来。”他顿了顿,又说,“那个吹笛的女学生,叫苏晚,当年才十七岁。她的坟就在这儿,你看。”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座小小的土坟,坟前立着块无字木牌,木牌上刻着一朵残缺的梅花。老桂说,苏晚当年就是在这棵松树下吹笛,后来日本人来了,她把笛子埋进土里,自己跳进了山涧。“可没人找到她的尸体,只在涧底捡到了半块染血的梅花帕子。” 那天晚上,笛音又响了。这次我听得格外清楚,笛音是从楼上传来的——报社宿舍的二楼早就废弃了,堆满了旧报纸和桌椅。我壮着胆子拿了手电筒上去,楼梯间的灯泡忽明忽暗,照得墙上的影子歪歪扭扭。走到二楼走廊尽头,我看见一个穿蓝布旗袍的姑娘背对着我,她的头发很长,垂到腰际,手里拿着一支骨笛,正对着月光吹奏。 “苏晚?”我试探着叫了一声。姑娘缓缓转过身,她的脸苍白得像纸,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一片漆黑。我吓得转身就跑,手电筒摔在地上,光束照在她的脚上——她的脚悬在半空,没有沾地。 第二天我去乱坟岗找老桂,却看见土坟前围了一群村民。他们说老桂死了,是在松树下被发现的,他的手里攥着半块梅花帕子,脖子上有一道细细的勒痕,像是被什么东西勒过。我突然想起昨晚在二楼看见的姑娘,她的旗袍领口,也别着一朵梅花。 我开始调查苏晚的事,在报社的资料库翻到了1943年的《桂林日报》。报纸上有一篇关于逃难学生的报道,配图里有个穿蓝布旗袍的姑娘,手里拿着一支笛子,眉眼间和我在二楼看见的姑娘一模一样。报道说,当年有十几个学生躲在老人山的山洞里,后来被日本人发现,除了苏晚,其他人都被杀害了。苏晚带着学生们的名册逃了出来,从此下落不明。 那天晚上,我把骨笛放回了苏晚的坟前。刚要转身离开,就听见身后传来笛音,这次的调子不再哀婉,反而带着一丝轻快。我回头看见苏晚站在坟前,她的脸上有了血色,眼睛里也有了瞳孔。她手里拿着那本学生名册,对我笑了笑:“谢谢你,终于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了。” 第二天一早,我再去乱坟岗的时候,苏晚的坟前多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民国三十二年,苏晚与十三位学生之墓”。石碑旁边放着一支骨笛,笛身上的血珠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七个干净的小孔。 后来我在《桂林晚报》上发表了那篇报道,标题是《老人山骨笛:一段被遗忘的抗战记忆》。报道发表后的第二天,有读者给报社寄来一封信,信里夹着半块梅花帕子。信上说,她的外婆就是苏晚,当年苏晚跳下山涧后被一个猎户救了,后来隐姓埋名,嫁给了猎户,去年才去世。外婆临终前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让那十三位学生的名字被记住。 我拿着那半块梅花帕子,又去了老人山后山。虽然老人山后的乱坟岗已经被大部分清理干净了,但松树下的土坟还在,石碑上的字迹清晰可见。风穿过松林,传来一阵轻轻的笛音,像是有人在遥远的地方,吹奏着一首未完的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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