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人眼中的湘桂古道兴安松

清明谷雨

       广东人邝露曾走湘桂古道到兴安，其《七百里松荫古道》记为：“自桂城至全湘七百里，夹道皆长松，秦人置郡时所植，少有摧折，历代必补益之。龙拏风跱，四时风云月露，任景任怪，色色绝伦，予行十日抵兴安，至今梦魂时时见之” 。
       江苏人徐霞客曾走湘桂古道到兴安，其《粤西游日记》记为：“溯湘江西五里出塔儿铺，古松时断时续，不如全州连云接瘴也，三十里至兴安万里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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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省人走湘桂古道，都见过古道兴安松，多有诗文记录，只是兴安松比不得全州松，作文赋诗多一笔带过。兴安松景观其实也可圈可点，清道光年间的兴安塾师龚锡绅就撰有兴安松诗作。
       龚锡绅兴安土生土长，“自幼天资高，又能刻自攻苦”，老师教诗出题，“一题或再作或数作，无穷出清新”。只是多年科举不利，道光十年（1830年）最后一次参加广西庚午科乡试冲刺，差一点中举，名列副榜为副贡。按照清代科举定制，乡试副贡可以进国子监深造，出仕为官只是迟早的问题。可惜龚锡绅“庚午副车，又以老母在堂，不复负笈从师”矣 。

清 彭格兴安《北郭耕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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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锡绅断了仕途，只得在兴安乡间以开馆授徒为业，进入平民社会为乡贤，清代贡监群体是下层文人的主流，可以在地方治理和文化传播中发挥作用。龚锡绅有副贡名份，在兴安官府民间受人尊重。道光十三年（1833年），编修新版《兴安县志》，编撰人员中有十五位挑选出的“探访”人员，龚锡绅以“副贡生”名份居首位。《兴安县志》收录兴安人的著作书目，其中有“邑副贡龚锡绅著”《听之草堂偶存》四卷。可惜此书现已无存，仅有龚锡绅所著《听之草堂诗集》一卷存世。

《兴安县志》龚锡绅《听之草堂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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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锡绅的《听之草堂诗集》收录有《松古》一首，诗说湘桂古道兴安松：

龙挐虎攫相横纵，天生此材将大用。

上有千秋白鹤踪，何年何代谁人种。

       龚锡绅的《松古》意境雄奇，融汇典故与豪情，描写了兴安古松龙争虎斗的纵横气势。诗文开篇化用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名句，表达了人才终将被重用的信念。诗写古松之上有“千秋白鹤踪”看似虚写仙鹤高洁超逸精神，实记古道古松确有白鹤踪影，鹤鸟栖松自然现象在全州松诗文中早有描述。兴安古松“何年何代谁人种”？这是在追问植松缘起，亦为时空之问，表达对古松历史与个人命运的沉思。

龚锡绅《听之草堂诗集》松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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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锡绅还有一首《悼松》，内容丰富，情感真挚。《悼松》诗写兴安松的形态，写童年走松道的回忆，写对兴安植松人的缅怀，写对古松遭摧残的悲愤：

予子悼松黄山下，不在高长在奇古。

今我悼松临源大道傍，不在奇古在高长。

奇古祗供人清赏，高长庇荫人来往。

当日黄侯涖此邦，种以表道列成行。

十年树木垂美荫，况乃栽近百年强。

戒勿翦伐思召伯，偶然蔽芾颂甘棠。

我昔童年应县试，一带清阴乐小憩。

三十年余几岁寒，斧以斯之十存二。

人心之阴利心酷，奈何遗殃及古木。

年年牋贼畜养谁，树如有情应号哭。

吁嗟乎，树如有情应号哭！

龚锡绅《听之草堂诗集》悼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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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松》开篇称名人袁枚黄山悼松不重松高重奇古，而兴安人悼松“临源大道傍”，不重奇古重高长。 袁枚爱松重清赏，兴安人爱松只为“高长庇荫人来往”。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视角，出发点不同，不好评判高下。
       兴安古县名“临源”，为唐代在兴安县境设立的行政建制，是兴安县的前身。龚锡绅以“临源大道”代指湘桂古道兴安段，古道兴安松浓荫蔽日，护路护行人，恩泽一方百姓。问兴安古松何年何代何人种，龚锡绅说近不说远，只说是“当日黄侯涖此邦，种以表道列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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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松》诗中有附注“邑志载黄侯海栽植”，查《兴安县志》，“黄侯”实名黄海，福建莆田人，抜贡出身，乾隆四年（1739年）署兴安知县，任期六年，德政数不胜数，堪称兴安历届知县勤政第一人。“黄侯”重视湘桂古道维护，县志记载其修路建桥不遗余力，“补植官路松树数千株”。既然是“补植”，说明兴安古道松早已有之，“黄侯”补植兴安松，“种以表道列成行”。明人邝露称湘桂古道松“历代必补益之”，“黄侯”所为可证兴安官府补植路松至少种到清代乾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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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侯”植松于康熙朝初年，到嘉庆朝已百年过往，故《悼松》诗称“十年树木垂美荫，况乃栽近百年强”。可知“黄侯”所植之松到嘉庆朝已为百年古松。龚锡绅化用《诗经》“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名句，诗赞“戒勿翦伐思召伯，偶然蔽芾颂甘棠”，以表永志不忘“黄侯”恩泽。“黄侯”植松，后人乘凉，诗人怀旧，“我昔童年应县试，一带清阴乐小憩。”兴安古松荫庇路人，造福百姓，留给诗人无尽的童年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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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龚锡绅想不到的是，不过数十年，兴安松却遭厄运，“三十年余几岁寒”，兴安恶棍们竟然“斧以斯之十存二”，破坏之烈触目惊心，诗人情绪爆发，悲愤不已，痛斥“人心之阴利心酷，奈何遗殃及古木”的无耻，直指人性的贪婪。最后一句“树如有情应号哭”，诗人以悲痛的呼号，控诉恶人道德沦丧。
       《悼松》诗具有潜在的史料价值，由诗可知，道光初年的湘桂古道兴安松还是郁郁葱葱，乾隆朝的兴安官府“种以表道列成行”，古道沿途呈现“ 一带清阴”景象。而兴安松的衰亡则在道光至嘉庆朝三十年间，“斧以斯之十存二”，繁荣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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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兴安松的遭遇联想到全州松的毁灭，其中有时空的内在联系。道光朝广西巡抚周之琦曾亲记全州松的灭失，称从道光十一年至二十一年的十年间，全州古道松被毁至“存者无几”。而兴安古道松也是在同时期被毁到“十存二”。全州松与兴安松被毁时间节点高度重合，而被毁的原因应该都是《悼松》诗所记“斧以斯之”，遭盗伐而灭。盗伐古松如同瘟疫般席卷湘桂古道，已由个体或结伙盗伐发展为大规模群体事件，事件的起因和蔓延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或许要从社会学的角度作更深层次的研究。
      道光之后，残余的兴安古道松逐渐消亡，从此再无古松踪迹，只留下“树如有情应号哭”一曲 《悼松》挽歌在兴安历史的天空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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