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八办”可不可以卖些酒？

hanxinner

秧田 发表于 2025-9-27 15:49
看了第一集就没看了，应该用桂林话来拍才真实，演员也要从桂林找才原汁原味。。。

这不是桂林的事，这是全中国的事，只是发生在桂林，故事的主线都是外地人，桂林人只能做群演，你想听的桂林话，剧中也有少量场景对话。

被截止的时间

秧田 发表于 2025-9-27 15:49
看了第一集就没看了，应该用桂林话来拍才真实，演员也要从桂林找才原汁原味。。。

一定要支持本土演员，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在论坛出名的小演员。

会跳舞的大象

hanxinner 发表于 2025-9-27 19:42
这不是桂林的事，这是全中国的事，只是发生在桂林，故事的主线都是外地人，桂林人只能做群演，你想听的桂 ...

他根本就不了解背景和剧情就想当然自以为是，他要是知道剧情里当时作为省会的桂林之前只有4-5万人，后面各大城市相继沦陷后逃难到抗战大后方桂林的人累计有45万（加上原来桂林城5万合计达50万人），也就是当时在桂林的50万人90%的是外地人，他如果知道这个背景就不会说出什么用桂林话来拍的幼稚话了。

法制传奇

大象言之有理

秧田

秋之鹤 发表于 2025-9-27 19:13
你蛮扯卵弹！

桂林电视台本土电视剧啊，哈哈

秋之鹤

会跳舞的大象 发表于 2025-9-27 20:30
他根本就不了解背景和剧情就想当然自以为是，他要是知道剧情里当时作为省会的桂林之前只有4-5万人，后面 ...

把《阵地》改编成桂戏、彩调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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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在线

这个可以，以带动消费

法制传奇

展眉则个

八路军办事处做为抗战纪念馆,卖酒不妥,但三花酒厂或者代理商可以在旁边租个店面卖三花酒.

秋之鹤

展眉则个 发表于 2025-10-7 21:35
八路军办事处做为抗战纪念馆,卖酒不妥,但三花酒厂或者代理商可以在旁边租个店面卖三花酒.

我只是一个建议，看主管部门怎么考虑罗。

秋之鹤

秋之鹤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酒坊里的隐蔽战线

桂林日报 新闻    时间:2025年10月13日    来源:桂林日报

　　□本报记者 苏展
　　在CCTV-1黄金档热播的电视剧《阵地》中，两个出镜最多的角色分别是由演员冯绍峰扮演的夏衍，以及由演员李晨扮演的李克农。夏衍主持着救亡日报社的日常工作，而李克农主要负责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以下简称“桂林八办”）。这两个单位都是桂林文化抗战的主阵地。
　　桂林八办位于今天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的“万祥醩坊”，这座看似普通的米酒坊，就是当年李克农坚守与耕耘的隐蔽战线。

　　“桂林八办”成立，桂林成为我国西南抗战的大后方
　　1938年10月底，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正于广州发行的《救亡日报》被迫停刊。11月，总编辑夏衍坐火车前往长沙寻找党组织，向周恩来和郭沫若请示复刊事宜。到长沙时，周恩来给夏衍指示：“你来得正好，你去桂林和李克农商量，自筹经费，尽快恢复《救亡日报》。”
　　此时的李克农已经奉中央和周恩来指示，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一部分同志先一步到达桂林，在桂林建立八办，李克农任八办主任。夏衍到桂林后，向李克农汇报了工作，在八办协调下，争取到了广西当局对《救亡日报》的合法化与支持。
　　当时的广西属于国统区，要在这里建立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公开合法代表机构，按理来说并非易事。但无论是桂林八办还是《救亡日报》，在桂林的落地以及日后工作的开展都很迅速且顺利，这与当时我党的统战工作密不可分。
　　桂林作为当时广西省会，是连接西南、华南等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桂系想保全自己在广西的地位，并发展壮大，为制衡蒋介石，对进步力量采取“既不纵容也不深究”的默许态度。这样一来，便为中国共产党在桂林开展统战工作和办事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桂林八办建立之前，周恩来正好在武汉撤退途中与白崇禧碰了一次面，对中国共产党拟在广西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之事两人就已达成共识。在电视剧《阵地》第三集中，也有这一段的刻画与演绎。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中国共产党与桂系高层的走动频繁，桂林八办顺利建立，使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西南一带有了公开合法的代表机构。桂林也成为我国西南抗战的大后方。

　　大门口“万祥醩坊”的由来
　　桂林八办选址定在桂北路138号（今天的中山北路），在电视剧《阵地》中对这一段选址过程并没有进行太详细的演绎，或许是考虑到剧情连贯性，剧中主要呈现了李克农与房东黄旷达饮三花酒定租约的场景。但其实历史上这个选址过程并不像剧中演绎的那样简单。
　　实际上这个位置的选定在李克农到桂前两个月就完成了。1938年9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就已经电话通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刘恕到桂林“打前站”。因刘恕没有到过桂林，组织上专门请了家眷在桂林的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从武汉到长沙和他一道去桂林找房子。
　　经过一段时间周密勘察，他俩在广西银行经理黄昌炎的引荐下，找到当年“万祥醩坊”房东黄旷达，他这里刚好有一座刚盖好的二层楼砖木结构的房子。“万祥醩坊”的意思显而易见，这里可能是计划做酒、卖酒的作坊，“万祥”是它的名号。当时，大批逃难的人涌入广西，住房问题相当紧张。刘恕和熊子民觉得这房子当时看下来符合他们的需要，便马上签订了租房契约。
　　此外，八路军的办事处选择定在这个地方，还有着周详的考虑。这里北面一街之隔，是国民党桂林行营，南面不远是省政府所在地，既便于与当局打交道，又使国民党特务不敢轻举妄动。
　　1938年11月，李克农来到桂林主持工作，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这家名为“万祥醩坊”的酒坊，正式挂出“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电视剧《阵地》第五集中也呈现了挂牌的画面。

　　以酒坊为掩护的桂林八办旧址外观。 记者苏展 摄

　　桂林八办旧址院内景观。记者苏展 摄

　　桂林八办旧址房间之一。记者苏展 摄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历史作用
　　在本系列报道第一篇关于救亡日报社的篇章中我们提到，报社起到了“八办”想起但是起不到的作用，成了“第二个八办”。那么八办本身到底又是做什么的呢？
　　其实，当时这个办事处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新四军驻桂林通讯处于一身，是中共中央设在南方国统区的领导机关和公开办事机构，设有秘书科、交际科、交通运输科、总务科、机要科、电台室等，主要任务是负责做桂系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广泛宣传中共抗日救国方针、政策，动员各阶层人民抗战。
　　此外，八办在促进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之前我们提到，夏衍到桂林谋求复刊《救亡日报》事宜。为了筹集更多经费，他与李克农商量后，赴香港筹款，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从海外爱国华侨捐赠的经费中拨出1500元港币支持《救亡日报》复刊。这其实就是当时桂林八办与香港八办合作，指导广大爱国华侨坚持抗战和支持祖国抗战的一个缩影。
　　当时上海、广州沦陷以后，由海外沟通国内的运输线只有从海防入口，经镇南关进入广西这条通道。桂林是西南交通枢纽，是通往新四军驻地的要道。海外华侨捐赠给祖国的物资，以及香港八办筹集的军需物资主要就是通过桂林八办，然后转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抗日游击队等前线。
　　所以，筹集海外物资和动员海外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是香港八办的重要工作，而转运物资，输送进步人士、爱国人士到前线则是桂林八办的重要任务之一。在香港八办与桂林八办的通力合作下，高效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
　　据资料统计，从1939年到1941年，经桂林八办向抗日前线输送的军需品，如汽油、汽车、毛毯、被服、电讯器材和药品等就有数百种之多，输送的干部、青年则达千余人。海外华侨捐赠的各种款项，也主要由桂林八办通过香港银行设法辗转汇至桂林，再经桂林办事处分批取款，转发给各地抗日武装。
　　桂林八办同时还肩负着接待护送过往秘密党员、干部及爱国华侨、革命青年奔赴延安的任务。其中有不少侨胞和爱国青年是输送到延安抗大、陕公、鲁艺、女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政治学院和青干校等革命学府学习的。据不完全统计，经办事处送往延安或新四军的华侨技术人员和华侨青年达五六百人。办事处为了过往人员的安全，还经常帮助他们改名换姓，乔装成运输人员或其他身份，教他们如何摆脱特务的跟踪等。

　　桂林八办纪念馆的成立
　　1944年，桂林沦陷，令人惋惜的是桂林八办旧址毁于战火。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革命文物保护。在全区文物普查后，桂林八办旧址于1963年被列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并于当年完成了旧址复原复建工程。
　　1973年，桂林恢复了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重点工作之一就是筹建桂林八办纪念馆。筹建八办纪念馆的事情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在不长时间里就完成了层层审批。
　　功夫不负有心人，筹建桂林八办纪念馆的采访征集工作按部就班，采访对象不断扩大，收集到的史料、文物日益丰富。1976年11月，文管会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在1977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周年时，正式开放桂林八办纪念馆。不久后，区文化局就派区博物馆专业人员前来协助，从文字编辑到展厅设计，从美工到文物复制，经过日夜奋战，终于使这座酝酿已久的抗战时期革命旧址纪念馆于1977年1月8日正式开馆。
　　1996年，桂林八办纪念馆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桂林八办纪念馆被确定为国家首批免费对外开放的博物馆、纪念馆之一。
　　如今，桂林八办纪念馆旧址不但保存完好，纪念馆在硬件设施、参观环境、展览档次、服务水准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每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旅游团体和游客到纪念馆参观。

秋之鹤

循《阵地》印记 访英雄足迹李克农的桂林“布阵”远比戏剧更精彩

桂林日报 新闻    时间:2025年10月17日    来源:桂林日报

　　◤李克农当年居住过的房间。 　　 记者陈静 摄

　　▲李克农照片。 　　（记者陈静 翻拍）

　　□本报记者 陈静　　
　　在央视热播剧《阵地》中，演员李晨饰演的李克农，以冷静干练、铁汉柔情的形象出现，他将一个长期工作于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当我们将目光从荧屏上的《阵地》转移，投向八十多年前的桂林城，便会发现，李克农在此度过的两年多时间里，其斗争的复杂性与传奇性远比任何戏剧都更为精彩。这是一段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情报工作者，在桂林这片热土上，以超凡的智慧与胆识布下的一盘文化统战与隐蔽斗争相互交织的宏大棋局。

　　初临桂林：精准“布阵”与双重身份
　　1938年底，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桂林因其独特的战略地位，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克农奉中共中央南方局之命，从武汉经长沙抵达桂林，肩负起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重任。
　　正如《阵地》剧中描绘，李克农选择的抗战“阵地”极具匠心——桂北路138号的“万祥醩坊”。这家看似普通的卖酒铺子，其选址蕴含了非凡的谋略：店铺北面一街之隔便是国民党桂林行营，南面不远处即广西省政府所在地。这种布局既便于与当局打交道，进行公开合法的联络，又使得国民党特务不敢在敏感的核心区域轻举妄动。同时，酒坊嘈杂的环境为地下联络提供了绝佳的掩护。更重要的是，作坊小木楼里隐藏了与延安党中央保持联系的发报机。
　　李克农当时的身份也极为特殊：对外他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负责一切公开事务；对内，他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肩负着整顿、恢复和领导中共在南方广大地区党组织的秘密重任，并直接领导着设在桂北路206号的一处隐蔽战线工作机关。他统筹公开与隐蔽两条战线，周旋于桂系、国民党CC系（指国民党内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主导的秘密政治派系）、复兴社等势力之间，确保共产党的组织安全和交通线的畅通。

　　文化筑垒：统战智慧与“精神文化长城”的构建
　　历史上的李克农是一位极具创造力、亲和力和开拓精神的“多面手”。在桂林，他将文化统战工作做到了极致，堪称是一位构筑“精神文化长城”的总工程师。
　　他成功推动了《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这份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的报纸，是文化界救亡运动的重要喉舌。复刊面临重重困难，关键在于争取桂系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李克农亲自出马，拜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会面时，黄旭初问道：“广西有没有共产党？”这是一个极其敏感且充满陷阱的问题。李克农机智地回答：“有是有的，但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如果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这番坦诚相交，既表明了中共团结抗战的诚意，也展现了光明磊落的态度，赢得了黄旭初的尊重与信任，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立足与发展打开了局面。李宗仁、白崇禧后来不仅表示欢迎，还给予了经费补助。在李克农的支持下，《救亡日报》发行量从几千份猛增至上万份，报馆所在的太平路12号也成为联络民主进步人士的公开场所。
　　李克农还敏锐地意识到戏剧艺术的宣传动员力量，不仅亲自关心指导桂林文化界的抗日演剧活动，动员排演了《一年间》等大型抗日剧目，甚至亲自披挂上阵。他在抗日戏剧《日寇暴行》中亲自扮演日寇角色，甚至拉着12岁的儿子李伦一同参演。这段插曲生动反映了李克农为人父的温情一面，也体现了他善于利用一切形式进行宣传的匠心。他广泛团结了郭沫若、夏衍、胡愈之、巴金、田汉、徐悲鸿等上百位文化界精英，使得新闻、出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个领域都成为了克敌制胜的舆论武器，将桂林打造成为当时的全国文化抗战中心之一，成就了“抗战文化城”的赫赫威名。
　　在隐蔽战线之外，李克农还开展了对广西上层和军队的统战工作。他通过秘密党员、著名教育家杨东莼主持“广西地方建设干校”，为广西培养了数千名抗日骨干。他指导夏衍与桂系将领韩练成建立联系并成为交心朋友。这份情谊在1947年的莱芜战役中开花结果，时任国民党46军军长的韩练成临阵策应，为华东野战军取得辉煌胜利立下大功。这一切都展现了李克农“布阵”的深远与精妙。

　　危局突围：从容应变与传奇撤离
　　正如《阵地》剧情所演绎的，平静的岁月之下暗流涌动。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急剧恶化，桂林的统战形势急转直下，阴云笼罩全城。
　　关键时刻，李克农领导的情报系统再次发挥巨大作用。由于内线情报工作得力，他在桂林城内始终“耳聪目明”，对国民党的阴谋了如指掌。一方面，他指示《救亡日报》拒不刊登国民党污蔑新四军的言论，并设法揭露事件真相；另一方面，他抢在国民党顽固派动手之前，有条不紊地组织干部转移、藏匿重要物资、安排潜伏人员。
　　当他获悉蒋介石下达逮捕夏衍、胡愈之等人的密令后，更是冒着巨大危险，乔装打扮来到报社，通知夏衍等人立即转移去香港。得益于他坐镇指挥，通缉名单上的“要犯”被一个个安全送离。当国民党特务准备查封报社、大肆捕人时，扑了空，他们甚至公开叫嚣要“武装绑架李克农”。危急时刻，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冒险派人通知李克农赶快撤离。
　　李克农的撤离工作堪称隐蔽战线斗争的典范。他从容不迫，甚至在《广西日报》等报刊上刊登八路军办事处撤销的启事，声明一切账目限期结清，展现了无比的镇定与胆识。1941年1月22日黎明，他带领最后一批同志启程撤离。
　　撤离途中亦是险象环生。在贵阳关卡，特务设卡刁难，企图扣留人员。李克农身着少将军服，挺身而出，怒斥特务：“谁敢拦军车？”其威严气势顿时震慑住了守军，只得放行。更绝的是，在进入重庆前最关键的一品场检查站，他巧妙地邀请一位急于赶回重庆开会却又无车可乘的检查站上校处长同行，将这个“活通行证”一路带到了红岩咀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直到下车，那位处长还以为坐的是友军车辆。这段经历，展现了李克农处于危局中的惊人气魄与智慧。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毛泽东授予上将军衔，并获得了“中共特工王”的美名。

　　循着《阵地》的印记寻找李克农
　　时光荏苒，“万祥醩坊”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改变了模样，但李克农在桂林的故事，却通过电视剧《阵地》的热播，再次鲜活而生动地走入千家万户。
　　近期，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的参观登记簿上，“因观看《阵地》而来”的相关留言格外醒目。这座古朴建筑正迎来一批特殊的访客——他们手机里保存着剧照，循着李克农的足迹，在这片曾经的隐蔽战场上寻找历史的真实印记。
　　“我想看看李克农工作过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从事文创工作的“90后”小张在复原的发报机场景前驻足良久，“剧里李晨饰演的李克农在收发情报时总是镇定自若。站在这里，我才真切感受到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紧张。”
　　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这样的感触比比皆是。一位中学生写道：“原来，当时的特工并不用都像现在一样穿黑西装。”“没想到我们的身边就藏着这样惊心动魄的历史。”这些来自观众的直观感受，正在重塑着年轻人对红色历史的认知。
　　纪念馆的讲解员最近总要回应参观者各种“剧情追问”：“李克农真的在这个小楼里藏过发报机吗？”“他是不是经常从窗口观察敌人阵营？”这些问题让讲解员们感到欣慰：“《阵地》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观众了解这段历史的大门。”
　　由《阵地》引发的“寻访热”，不仅是在追忆一位传奇的英雄，更是在读懂桂林这座英雄城市作为“抗战文化城”的光荣历史，感受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智慧与力量。李克农在桂林的这段峥嵘岁月，已然成为这座城市红色记忆中最华彩的篇章之一，永远激励着后人。

秋之鹤

重温桂林抗战文化经典

桂林日报 新闻    时间:2025年08月13日    来源:桂林日报

　　图①图②：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发行的书籍

　　图③：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文件

　　图④：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

　　图⑤：抗战时期，在桂林首次公映《黄河大合唱》的桂林中学合唱团成员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周娜 何阶平

　　桂林，抗战时期的西南小城，以甲天下之山水闻名，却因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而蜚声全国，以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与发展诠释着伟大抗战精神，让众人向往、让世人铭记。

　　成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领导南方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全民族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发出“全国人民总动员”的抗战号令。9月，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自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成立。从11月起，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开始在南京、西安等地设立红军联络处、八路军办事处。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广西、桂林已成为我国西南抗日大后方，在桂系统治势力中心桂林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有着重要意义。1938年9月，叶剑英指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长沙）的刘恕执行筹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事宜。刘恕赶到桂林后，租用了酒铺老板黄旷达尚未完工的“万祥糟坊”用作城内办公地点。他还在城北的路莫村、金家村租用一些民房作为办事处的家属驻地、电台室、军需物资仓库等；在漓江东岸的六合路“龙正泉”公馆、伏波山、阳朔等地分设秘密联络站、电台与物资仓库。
　　1938年9月，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吴奚如奉命到桂林筹建新四军驻桂林通讯处。随后又以周恩来的政治秘书身份向桂系当局申请成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得到批准。10月下旬，周恩来与原中共长江局工作人员从武汉南撤长沙，路遇新桂系首领白崇禧。周恩来勉励白崇禧合作抗战、“做个民族英雄”；提到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意向。白崇禧希望得到中共支持，能外抗日寇、内防蒋介石，当即表示与中共合作。
　　是年11月中旬，原中共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率大队人马抵达桂林。11月22日，办事处正式对外挂牌办公，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以下称桂林“八办”），李克农担任处长，办事处设六科二室一站。这是在国统区的合法办事机构，成为领导南方抗日救亡运动的红色指挥部。
　　李克农首先着手做好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先是拜会了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进步文化人、专家学者等；会见了打入桂系的中共党员谢和赓和在桂系从事情报联络工作的刘仲容和刘仲华等。李克农邀约陈此生一同前往会见桂系首领、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李克农明确表示共产党不干涉广西内政，不挖广西的墙脚。会谈为桂林“八办”正常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1938年12月初，周恩来抵达桂林。在听取李克农的工作汇报后，周恩来作出了“鼓励桂系首领当抗日民族英雄”“团结一切反对蒋介石、汪精卫不抵抗日寇政策的人”等八点指示。这是抗战时期周恩来第一次到桂林，半年内，周恩来又两次到桂林，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做桂系上层统战工作，指导桂林“八办”开展工作。桂林“八办”给八路军、新四军筹集抗战军用物资100余车次；转送到延安、抗日前线的各类人员1000余人次；负责搜集和传递情报；领导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与“南委”、新四军赣南粤北通讯处、贵阳“八办”建立了联系；领导广西省工委和联络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湘、黔、赣、闽、粤及香港、南洋等地党组织，将广西省工委的党组织划分为桂林、桂南和南宁三个特支，并指定了负责人。1940年4月，经中共南方局批准，任命钱兴、苏蔓分任广西省工委正、副书记。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后，桂林“八办”被国民党下令撤销。桂林“八办”采取公开工作掩护秘密活动的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做好广西、桂林的抗日救亡工作。积极参加和领导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建设和发展进步文化团体，在抗战烽火中开启了一座南方抗战“文化城”的辉煌。

　　《救亡日报》桂林复刊
　　为全民族抗战摇旗呐喊
　　1938年11月，夏衍带《救亡日报》社一行人抵达桂林，准备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纸要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
　　《救亡日报》为什么要在广西桂林复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武汉、广州先后沦陷，桂林偏安于西南，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是各地文化人趋往之地。
　　《救亡日报》为什么能在桂林复刊？1938年12月初，周恩来与广西当局友好协商：欲借桂林这块“宝地”，复刊《救亡日报》，桂系首领同意。李克农积极出面协商，争取到《救亡日报》与国民党《广西日报》同等公开合法地位。
　　《救亡日报》复刊的钱出自何处？1938年12月，周恩来电告廖承志协助夏衍复刊《救亡日报》，廖承志从海外华侨捐赠的经费中拨了1500元港币给夏衍。桂林“八办”拨给了30令白报纸给夏衍。郭沫若拿出一小笔款子和几十令白报纸。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
　　《救亡日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办报方针，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八路军和新四军英勇抗战事迹；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编发了450余篇综合国内外大事的“社论”。报纸揭露汉奸汪精卫的叛国、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等。还宣传抗日战争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军政事迹；转载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
　　《救亡日报》吸引了大批读者，发行量直线上升，到1939年底，发行量接近八千份大关。销路扩大到湖南、江西、广东、四川乃至香港和南洋一带，也得到诸多进步青年和文化界人士支持，报馆成为各地进步人士的落脚点。
　　国民党阻止《新华日报》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救亡日报》采取“开窗”手段，转载了周恩来为揭露事变真相题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2月，《救亡日报》这张为全民族抗战摇旗呐喊的抗日救亡舆论先锋被国民党勒令停刊了。

　　桂林抗战戏剧壮绝神州
　　西南剧展铸就文化丰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战斗在桂林戏剧舞台上的艺术团队有70多个，其中话剧团队40多个。戏剧是抗战时期桂林最活跃的文艺形式。演出以话剧为主，其次为桂剧、平剧（京剧）、粤剧、湘剧，还有歌剧、舞剧。1944年，桂林举办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田汉先生为剧展和戏剧艺术家们题诗：
　　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
　　鸡鸣尤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易明。
　　抗战时期，进步文化界把抗战戏剧人视为文艺战线冲锋者，称为“戏剧兵”。
　　1938年夏，戏剧家欧阳予倩应马君武的邀请到广西主持桂剧改革。欧阳予倩将京剧《梁红玉》改编成桂剧，亲自导演，在正阳路南华戏院连演28场，场场爆满，大获成功。剧情中有怒斥“官老爷”的情节，惹恼了广西当局的高官，随即遭禁演。欧阳予倩被迫离开桂林去了香港。翌年冬，欧阳予倩受邀重返桂林，创作了14个桂剧节目，其中6个与抗战有关。戏词锐利锋芒，戏情辛辣讥讽。桂林的抗战戏剧点燃了桂林、中国西南地区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熊熊烽火。
　　1940年5月，中共党员掌握的抗宣一队决定排演从延安传来的《军民进行曲》。12月，该剧开始排演。剧情是军民里应外合，打败敌人、收复失地，很受民众和抗战部队的欢迎。时值皖南事变前夕，排演这部歌剧，无疑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作了最好的宣传。
　　1942年始，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逐渐恢复。
　　1944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欧阳予倩、田汉、翟白音和熊佛西等中共党员和进步艺术家，联合其他进步戏剧团队和戏剧工作者，在国民党桂系统治的核心区域桂林，邀请到桂、湘、粤、滇、赣等省的戏剧团队和四川重庆、湖北恩施派出的观摩代表，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戏剧展演活动从1944年2月至5月，时间持续3个多月，参加西南剧展的共33个单位。演出了170多场，观众达10余万人次。经过改进的《军民进行曲》回桂参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连演5场，场场爆满。剧展筹委会特别安排他们在广场上再演3场，每晚观众达1.3万人以上。
　　这次戏剧展演活动还举行了戏剧资料展览和戏剧工作者大会。整个桂林为之沸腾，整个西南为之震动，声震中外。
　　在民族危亡时刻，抗战戏剧因其通俗易懂、感染力强的特点，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理念转换成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懂的艺术形式。西南剧展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创举，铸就了抗战戏剧的文化丰碑。

　　桂林新音乐运动蓬勃发展
　　《黄河大合唱》传到桂林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抗战音乐成为文艺领域最具影响力、传播最广泛、表现最活跃的艺术形式之一，其热潮也迅速波及桂林。一大批进步音乐人田汉、张曙、贺绿汀、满谦子等先后来到桂林。他们在桂林创作歌曲、谱写旋律、组织演出，将跳动的音符化作鼓舞人民斗志的金钥匙。
　　1938年1月，桂林各界在公共体育场（现解放东路中山中学一带）举行了万人“火炬公唱大会”群众歌咏活动。满谦子任总指挥，全体歌咏团员“六人手持一火把”，唱罢主题歌，唱各种抗日救亡歌曲。这次群众歌咏活动为进步歌曲在桂传唱铺设了渠道。次年5月，桂林进步音乐界举办了抗战歌咏比赛。以学校为单位，分别演唱指定的《最后五分钟》《蚂蚁》《啦啦歌》《好国民》《春耕歌》《爱国的家庭》《我们都是小飞行家》《打铁歌》等11首歌曲，将抗日救亡文化活动深入学生和青少年中。11月，侵华日军在钦、防登陆，桂林又举办了“保卫大西南音乐周”活动，流动观众2万余人次。
　　1939年5月，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大型合唱作品《黄河大合唱》在延安演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其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在观众席上连声称赞三个“好”。在延安的抗敌演剧二队将《黄河大合唱》曲谱寄到活跃于湖北老河口的抗敌演剧四队。1940年春，抗敌演剧四队将曲谱油印成32开本，寄给桂林《救亡日报》主编夏衍。中共秘密党员林路负责筹备在桂林演唱《黄河大合唱》，组建了200余人的庞大歌咏团。
　　1940年7月20日，桂林音乐界纪念“七七”三周年音乐大会在新华大戏院隆重开演。《黄河大合唱》因其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迅速在桂林城传播开来，成为各抗日歌咏团演出的保留节目。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秋至1943年春，《黄河大合唱》在桂林被十余个歌咏团整曲演唱达16场之多。又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各地巡演，并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演出，对抗日救亡新音乐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桂林成为抗战文化动脉
　　供应全国八成精神食粮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华东、华北以至华中国土沦陷，大批文化人从各地撤到桂林，他们在桂林办报刊、开书店、演戏剧、唱大歌、写小说、办美展和搞科研，盛况空前。他们是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土壤和种子。周恩来和南方局、桂林“八办”等中共党员则是抗战“文化城”的领导与核心。
　　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繁荣景象缘起于“人”。到桂的1000多文化名人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达200多人，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名士，据文化人时评：“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与量，有一时期都占全国第一。”各业繁荣发展，成为文化奇观。
　　新闻传播业，是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1938年10月以后先后在桂林复刊、创刊和发行的报纸有《新华日报（航空版）》《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桂林版）》等10余家。新闻机构有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战时新闻社、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桂林分处等。
　　出版发行业盛极一时。1938年到1944年，在桂林内迁、新办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就有178家，主要在桂西路（现解放西路），被称为“书店街”。这些出版机构在桂林传播马列著作和共产党领袖的革命作品，发行《共产党宣言》和《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以及《资本论》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
　　图书杂志种类多。据统计，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发行的图书有2200多种，杂志200余种，报纸10多种。图书杂志多，印刷厂也随之剧增，据1943年7月统计，桂林有大小印刷厂109家，每月生产用纸达1万令到1．5万令，排字生产每月可达3000万字至4000万字。我国著名出版家赵家壁曾在1947年5月上海出版的《大公报》上撰写了《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一文：抗战期间中国的“精神食粮——书，有80%是由它出产供给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他还写道：“假如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史而言，桂林的这一阶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桂林出版的《野草》杂志不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关注，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化遗产，现留藏在莫斯科的苏联革命博物馆。
　　抗战时期，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呈现出国统区少有的繁荣景象。在我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总方针指引下，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灭国”“灭民族”的侵华策略，对阵国民党消极抗日、防共反共的方针，共产党领导的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发展了打败侵略者的文化力量，激发了民族斗志，凝聚了民族力量。
　　（作者：周娜，系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阶平，系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四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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